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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人民还有较大的迁徙自由,举例便可知道。有一天梁惠王问孟子:“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听了梁惠王的话讽刺地说,你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但从这个古代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各国的人口是可以自由迁徙的。鲁国的人可以跑到齐国,齐国的人可以跑到魏国,魏国的人可以跑到赵国,相互之间没有多大的限制。哪个国家兴旺,哪个国家的人口就多。当时的封建君主不但不排斥人口,反而希望自己的国家人丁兴旺。这和今天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各国都在限制外部人口。
到了宋代,王安石正式创立了保甲制度。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民”,以维护封建统治。什么叫“什伍”呢? 即户籍与军队的编制。《周礼》记载: 户籍以五家为伍,军队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可见自周朝已有什伍单位了。到了宋代王安石;保甲制度大大强化了历代的户籍管理。
自此,保甲制度在明清两代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的统治时期。1932年8月1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 “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1934年11月7日起,保甲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各省市推行,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役办法。即使如此,人民还是可以迁徙,进城经商、做工,或到别处投亲靠友,户口并没有跟其它的东西关联起来。
中国人偏好人口管制,看来与悠久的封建历史和文化积淀有着极大关系。保甲制这一套户籍管理制度,是历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维护作用,但对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人口流动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并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到了建国之后,特别是到了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之后,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户籍壁垒便最终形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农村人不能随便到城市居住,以至北京市的一个户口在黑市上可以卖到10几万元。一个外地来京大学生在一篇题目为“北京户口,我心中永远的痛”文章中幽默而自嘲地写道: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没有北京户口。刚来北京,不明就里,以为自己有学历,有工作经验,在家乡时也是人中龙凤,虽说北京林子很大,可是找一份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可当我看到招聘启事上一律注明:须北京户口的字样后,我开始紧张;发出去若干封求职信都石沉大海后,我知道了,我没有北京户口,我就没有敲门砖,我的本科学历,不如持有北京户口的一个大专女孩。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没有北京户口。我渴望爱情,可是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它将大大地阻碍我渴求家庭的进程,大大影响我选择爱情的范围。北京人不愿意找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虽然政策说孩子的户口随父随母都可以,可是不知道这一政策完全落实还要多久。母亲没有北京户口还说得过去,孩子没有北京户口,将来的入托、上学都是问题。外地男人在北京闯荡,受了多少委屈,他自己知道得越清楚,就越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再遭受与自己相同的境遇!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没有北京户口。我没有北京户口,找房子住也倍受磨难。别人给介绍了一个房子,见了房东,他首先问,有北京户口吗?然后又开始张口闭口的你们外地人我不敢租,出事儿的可全都是你们外地人。虽然我用比他标准十二分的普通话对他说我保证安分守已不给您添麻烦,没有北京户口也不代表我就是违法乱纪分子,可他还是拒绝了我的租房请求。
情急之下,到街头办假文凭、假证件的地儿办了一个'身份证'。我想我也不是用这个东西干别的,只不过是让房主放心一下嘛。三百块,就为了让房主放心。这不都是户口闹的吗?
我没有北京户口,最怕去办暂住证。到了派出所,一听说你是办暂住证,那工作人员就不拿正眼瞧你:去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最令人可气的是,办暂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