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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京湘开有一家文化公司，编名人志，出版发行各类有利可图的书藉。武京湘很能干、够哥们，她真正让我见识到文化经济人的本领。她编的《科技创业精英录》已达三卷，收录了几万人，声势造得很大，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先交钱买书我为你编志扬名，包赚不赔，因为北京辐射的是全国这个大市场，你只要告诉他，中央某某领导题词、某某名人也收录在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可能与某某中央领导合影，保证是趋之若骛，这些许诺对这些文化大腕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而对地方一位“科技创业精英”来说，这样的好事交个千儿八百实在是太值了。我曾经参加过武京湘组织的一次活动，精英代表到北京来参加颁奖典礼，非常正规，住地还设有医务组，其中有一个活动是请国家级的专家举办讲座，她煞有介事地邀请我，我也煞有介事地认真准备，选了一个可能与“科技创业精英”有关的话题：战争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大众产业。到了讲座现场，我有点后悔了。他们中居然有一位90多岁的新疆老大爷，带了子孙三代10几口人到北京来旅游的。他们听我的课，就好像我们听霍金的课，听不听得懂不要紧，关键要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有笑声的时候要开笑，可能有掌声的时候要鼓掌。最后，武京湘还给我来了个签名送书的活动，关起门来过了个明星瘾，把我一件新外套上涂满星星点点的墨迹。

与武京湘的认识，让我结识了陈洁女士、吕仙珽大姐、解玺璋老师，不仅打开了与新华出版社合作的大门，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编著达30部；也打开我出书事业的新局面，我与解玺璋的合作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与武京湘的合作是从《初出茅庐——沈伟光文章集（一）》和《新军事问题——沈伟光文章集（二）》开始的。小时候对文章汇编一类书视为禁区，像《毛泽东选集》就是伟人大量文章的汇编。但武京湘告诉我，作者的文章集是出版界的一种新潮流。某种意义上说，文章汇编的内容此一本专著的内容更精粹、更丰富、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初出茅庐》是1993年10月就编成的，是此前10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而《新军事问题》是1994年至1999年重要文章的汇编。没曾想到，这2部文章集于1999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推出后特别畅销，使我和我的作品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认可。

这使我的自信心更强了，开始在过去的手稿中淘金。首先是整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

这本335千字的书稿，是1990年完稿的。是我完成《信息战》后我又写的一本书，是为了验证信息战的理论，用信息战理论来认识、分析世界的军事形势，尤其是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和变化。

在当时，东欧的变故，两德的统一，华约的解体——苏联还没有解体；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动荡和危机，更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们可以共存，但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对手。

按照我的信息战理论模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全球性暴力战争没有发生，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已经不宣而战，两大阵营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进行的鏖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说实话，书写完后我根本就没有想拿出去出版，缘由没有自信，看看题目就把自己吓一跳，即使到现在，还是怪刺眼的。而且，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出版：信息战的名词在当时根本无法使人接受，更何况用“全面信息战”这种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设计异想天开的世界大战了；书中所依托的事件多是正在发生、演进着的事件，像苏联即将解体，海湾危机正在进行，哪家出版社愿意去涉及这些敏感的、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问题呢？作为信息战重要内容来研究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很难不陷入政治争论之中。

到了1995年，信息战热在国内开始升温，我的一些观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敲开了新华出版社的大门，得到张首第总编辑的赏识力邀、吕仙珽主任和陈洁编辑的鼎力支持，使这部书的出版出现了转机终于在2000年1月出版了。对于这本书，从完稿那天起，就对她疼爱有加，一直在找机会把她嫁出去，因为她是《信息战》的姐妹篇。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新战争论》时，我在前言中还专门提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