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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桑达士并没因为华　商纷纷卷入内地贸易而断绝对华商的交往，他认真考察过包玉刚的四人公　司，仍未贷款给包玉刚。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刚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　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刚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　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　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时候，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更甚于洋人歧视中国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　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刚，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事实上，在很　长一段时间，包玉刚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刚，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　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　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　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　到高兴。他知道包玉刚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　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　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　包玉刚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　船价为100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　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刚能从日本银行开到LC （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结果，包玉刚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　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关于这件事，本书第三十章曾有记述。在此仍需作说明的是，桑达士　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　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刚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　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其　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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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1962年，桑达士被提升为汇丰银行首脑，两年后，汇丰不但不视贷款　造船为大忌，还与包氏联手合作，直接投资参股航运，到70年代后期，包　氏旗下的船只排水量高达1300万吨，列全球航运业之冠，这也成为另一位　华人船王董浩云指责包氏拥有的船只吨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借用一句话，　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藉汇丰　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　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　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飞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　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　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