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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寓西南（2）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次日，刘燿、祁延霈、王湘等人告别师友，奔赴前线。

自兹分别，即杳无音信。后听说刘燿刘燿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从此，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后人多不知其原名。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去信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询。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均愿安心服务，不拟离延他往，务乞鉴谅。’等语。知注探转。”

第二节昆明两年

一、　赵元任出国风波

１９３８年冬李济一家逃亡广西经越南出入境，办出国护照所拍的唯一的全家照。（从左到右）一排李光谟（１９２７北京—）、李权（１８６８钟祥—１９４７南京）、二姐李鹤徵（１９２５北京——１９４０昆明）；二排保姆“小李妈”李佩兰（１８９５北京—１９８０北京）、大姐李凤徵（１９２４北京——１９４２李庄）、李济（１８９６钟祥—１９７９台北）、李陈启华（１８９８钟祥—１９７５台北）。

史语所撤离长沙，桂林暂住月余，最后经中研院总办事处商定迁往昆明。赵元任带领二组（语言组）单独行动。赵主持史语所语言组十年，调查了中国东部十二个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土语，采集了许多边疆民族语言；开始在南京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方法分析各种语言现象。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首肯。赵先生学问好，人也有情趣，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唱遍大江南北。当李济带着大部队滞留桂林，还在为车船发愁时，赵元任凭着自身知名度和太太杨步伟的公关能力，已捷足先登。

史语所大部队由桂林经安南（今越南）的谅山、河内，一路舟车劳顿，终于在１９３８年春节过后到达昆明。历经坎坷，别后重聚，理当庆幸，殊不知又发生了一场误会。个中原因扑朔迷离，直到杨步伟的*《杂记赵家》问世，人们才知道，是与李济发生矛盾，起因就为这一路的磕磕绊绊和在昆明的安置问题。

据杨步伟叙述：在昆明的安排，由赵元任的学生章某委托连襟彭陆炳工程师负责。彭预定了拓东路６６３号华洋义赈会修筑滇缅公路留下的办公室，楼上楼下共有十几间屋子。从２月８号起，西南联大的蒋梦麟、蒋廷黻、周培源、王慎名、张奚若、罗莘田等一帮赵元任的老友陆续入住，先到先选，后来者只好睡在楼板上。楼下和后面的小屋分别作了史语所先期到达的凌纯声、吴定良、萧纶徽、芮逸夫、劳榦、董同龢、丁声树、杨时逢等人的办公室。战乱之中，苟且安身，总算又可以在书桌上写点东西。赵元任又开始整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闲时也写合唱曲，然后指导小孩演唱，也随众人各处去探访名胜古迹。２月底傅斯年来信，史语所迁来昆明，一处住不下，要再找地点，又租下翠华街的房子。

第六章　流寓西南（3）

杨步伟写道：三月十一日李济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什么不搬到翠华街去住都住在我们那儿？当日就要萧纶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