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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里，我的英文精进了不少，其他科目原本都有些概念，考试及格应该都不成问题，只除了概率和微积分。不知道为什么私立高中好像都会教这个，常识里面应该是大学的课程才对。

圣诞节前，林晰来看了我一次。带我去镇上的中餐馆吃饭。问我，书念的好不好，有没有生病，电话卡有没有用完……。

“你好象我爸爸啊。”我说。

“噢哟，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了。”他冷笑。

“概率和微积分不会做，一点也不懂。”我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书拿来。”

“你会做吗？”我鄙视的看他。

他打开书，浅显易懂的解释了一下基本概念，又帮我做了几道书后面的练习题，我做茅塞顿开状。

“我是学工科出身的，我数学很好的。”他得意地说。

“我还以为你是文盲呢。”我说，结果头上被打了一下。

“那你后来怎么开始拍照片了呢？”我问他。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他翻脸的思想准备，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为朱子悦。没想到他依旧和和气气的说，他大学毕业之后申请了一间法国的学校留学，但学的不是建筑而是油画，后来却发现养活不了自己，开始在朱子悦的摄影工作室做事，后来自己也拍起照片来了。

“为什么要学油画啊？”我觉得听起来就很闷。

“因为Jean　Baptist　Corot，”他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看MET看他的作品。”

我深吸了一口气，问他：“那你和朱子悦怎么会在一起的？”

“你妈妈真是大嘴巴。“他说，“因为她是那样一个人，在我还没想明白之前，我们就在一起了。”

“怎么样的人？”我追问。

他想了一下说：“Ugly　beautiful；　ageless；　and　irresistible。”有一瞬间他的神情仿佛蒙上雾霭，让人猜不到他究竟是伤感、留恋还是释然。然后，他说，“到此结束，不许再问为什么了。”

那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温暖，我们在Berkshire乡间的树林和草地间散步。作为他回答问题的报答，我给他听我喜爱的CD，Sheryl　Crow和Paula　Cole的居多。

“你这样的小女孩应该听Back　street　boys或者Take　that，唱唱简简单单的小情歌。”他说，“何苦听这样的女权主义歌曲。这些是给那些被甩过3次以上的女的听的。”

我沉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为什么自己会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定下这样坚硬和悲伤的基调。因为，在还没想明白之前，我已经成为我了。

10）

新年就要来了。人们说那将是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

学校放两周的寒假，学生们几乎都走空了。每个电视台都在报道着人们购买礼物和新年倒数的新闻。但是，整个礼拜天气阴沉。

妈妈打电话来说：“我和Jon在圣托里尼，阳光很美，你也来吧，不过签证可能来不及。”

爸爸打电话来说：“在翻一部新电视剧，春节前要弄完，很忙，也不是长假，你就不要回来了。”

两个电话打完，假期只过去20分钟而已。我打周君彦家的电话，一直是忙音或无人接听。到晚上终于打通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听上去郁郁的。

“你决定上哪个大学了没有？”我问他。

“还没，”他回答，然后不说话。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吧，我听着。”

“一个人说多没劲。”

他不回答。

“那算了。”我生气了。

“我12月31号晚上给你打电话，我们一起倒数。”他打起精神来说。

“哦。”我原谅他了。

挂掉电话，我仰面躺在宿舍的床上，又躺到室友的床上，接着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看到床底下室友的一个大纸盒，就拖出来，打开来看，里面是许多剪报、信件和卡片。我一张一张拿出来看，毫无愧疚，横竖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我一点不难过，眼睛里干干的，就是想干点坏事而已。

我看着这个金发姑娘和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