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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行对科教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也有不够尊重之处。一次看一个不涉及机密的军事纪录片，他因张述祖不是军人，就不让张去，张困惑不解。张述祖几次向他申请，希望参军，徐立行要么不太理会，要么就说：“超龄了，算了吧。”徐立行作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开始不够细微，他说张述祖：“你口才、口音都不行，知识也旧了，讲不了课！”这很伤张述祖的自尊心，要说张述祖满口苏北南通土话，别人听不大懂，那么张述祖服气，可要说精通几门外国语言，在兵工大学教出那么多学生的张述祖博士不会讲课，他怎么会服气呢？鲍廷钰、浦发等老教师都是张述祖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难题常去请教张述祖，所以张述祖认为自己的作用没有得到徐立行的充分肯定。1月28日，在第一次教学方法研究会上，张述祖作了《如何指导学员独立作业》的报告，徐立行很是赞赏，当众表扬了张述祖：“张教授，你行呀，肚子里有货。”张述祖心头一热，对徐立行的那些意见也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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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3）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徐立行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己一些旧思想，做了几次检查，说到动情之处，他难过地落泪了。陈赓充分肯定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分析和批评了徐立行的主观主义、骄傲情绪和在与干部、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不团结现象，徐立行对陈赓的话心悦诚服，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陈赓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哈军工的干部多年来敢于展开刺刀见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就是陈赓打下的基础。

1954年初，部分来自二高步校的基层干部滋长了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跟随陈赓入朝作战的三兵团干部吃香，而占哈军工干部总数五分之三的二高步校的干部不那么受重用，后来“二刘不如一余”的流言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那天在党委扩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原二高步校的干部发言时说：“如果今后学院出现不团结现象，那就可能是‘二’与‘三’的问题。”即二高步校干部与三兵团干部间的问题。

“二、三矛盾论”一出笼，受到与会干部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是非常错误的。陈赓也抓住“二、三矛盾论”不放，在党委会总结发言中严肃批评道：“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个别二高步校来的干部发牢骚说：“三兵团来的干部是来夺权的。”陈赓在会议上举了这个例子，他批评道：“我来学院是夺谁的权？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说这种话的人是有意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是党性不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委扩大会集中精力解决团结问题，既严格认真，触及思想深处，又坦诚温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终效果很好。整个党委集体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大家能从事业和工作出发，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一成决议就无条件执行，说话一个口径，办事一个原则，不左顾右盼，无后顾之忧，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工作效率非常高。张衍和徐立行两位老战友多次交换意见，加强了团结，受到陈赓的表扬。

然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是个十分复杂而难以一时完全解决好的问题。陈赓认为，老知识分子改造旧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前的主要症结在于工农干部往往用“左”的眼光、狭隘的心态去对待老教师，总认为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是“落后”的一群，部分工农干部看不惯院党委对老教师的关怀、信任和重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认为院党委“右倾”，甚至是“路线错误”。尽管陈赓的“两老办院”、“两个承认”的名言已在哈军工家喻户晓，但抱着对知识分子偏见不放的工农干部仍大有人在。

个别干部对当年在重庆成功改造起义旧军官颇有经验体会，他们把这套经验拿来对待哈军工的老教师，动辄居高临下地批评训斥，结果伤害了十分看重面子的老教师，连平时寡言少语的马明德教授也在发牢骚：“把我们当成国民党旧军官了！”

1954年1月20日，政治部干部部有一份报告，最能说明当时一部分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报告开始肯定了教授们有很大的进步，例如，“殷之书为开课连续工作三昼夜，刘绍唐、杨仲枢带病坚持工作。”

但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