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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赓生前最后一次在大操场上为全院同志做报告。

临走的时候，陈赓又去看看小平房的那些老邻居们，他问唐凯的夫人邹光：“高兴吧？老唐扛上大牌牌啦！”

邹光抿着嘴乐：“高兴！他从沈阳授衔回来，我们俩特地骑上自行车，到江沿儿转了一圈！我还为他照了一张纪念照呢！”

“给我看看！”陈赓兴致上来，马上向邹光要照片看。他拿着唐凯坐在家里的照片端详了一阵，笑道：“很漂亮嘛！像个大明星！哎呀，我还没想到你邹光还是个摄影家呢！”

陈赓把喜庆和幸福留给了哈军工，他又冒着寒风匆匆回北京了。

1955年秋天的授衔，有个让军中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问题：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干部的肩章是金黄色的，人们称为“黄牌牌”；技术干部，如教员、医生等，则是乳白色的，人们称为“白牌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常常心存芥蒂的群体分成不同颜色的肩章。

当庆贺授衔的晚宴曲终人散之后，不少细心的“白牌牌”们小声嘀咕：“白牌牌不如黄牌牌，级别明显低一截。”

这可能有根据，因为庞大的助教队伍和学员中的部队调干学员，大多是少尉和中尉。

雷达教员李均来哈军工前是华北军区雷达兵正排级干部，她本应授予中尉或上尉，但当时只授予少尉军衔。

可彭启超的授衔就更特殊了，彭德怀关照过陈赓，他要压低侄子的级别。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彭启超，当年保卫延安时曾任副团长，最起码应该授予大尉军衔，却只授了一个中尉，全院为之哗然，唉，谁让他是彭元帅的亲侄儿呢！

史实证明，哈军工院、部、系各级领导干部的军衔基本上是合适的，绝大多数带“黄牌牌”的政工、军事干部，也基本满意。当然，也有个别级别偏低的。但是对带“白牌牌”的技术干部，特别是助教一级，确有“就低不就高”的倾向，当时，院党委忽略了技术干部军衔偏低的问题。不久，来自教员队伍的抱怨声传到了刘居英和刘有光的耳朵里，在党委会上议论这一问题时，委员们的统一意见是：根据国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评定军衔的指示，为了提高广大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应该适当提高他们的军衔。会议提出“一般按教衔定军衔，宜高不宜低；无教衔或有教衔而不能恰当反映本人当前学术水平者，则按国家教衔条例和审查教衔的办法衡量”。

徐立行和张衍建议刘居英和刘有光专程去北京向陈赓院长汇报此事。1956年春，刘居英和刘有光去北京见陈赓。

“这个问题要解决，”陈赓听罢汇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明确地说：“我们是大学，知识分子干部的军衔要适当高于工农干部。去年冬天我回北京，正好戴其萼去空军开会，和我乘一节车，他也提过这个意见。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大学毕业，一解放就参军的知识分子，只给授个少尉或者中尉，是偏低了，我看助教一级要授上尉。我们要为教员们争一争，特别要给老教授们授衔。我马上找宋任穷谈谈。罗帅有病，此事就不要打扰他了。”

几天后，刘居英和刘有光去见宋任穷，宋任穷态度明朗：“我们全军就军工这么一所高级军事科技大学，教员军衔评低了，会影响教学呀，应该调整。”

“是否过渡一段时间再调整？会不会对全军其他院校有影响？”刘居英委婉地试探着问，他害怕别人批评军工是“军老大”，闹特殊。

“今年春天就调整，”宋任穷断然道：“你们谁备个方案吧。”

几个月后，刘居英带着秘书李木，拿着军衔调整方案和名单再次进京，向总政甘泗淇副主任详细汇报，逐一落实，最后得到总政干部部的批准。

哈军工调整技术干部军衔的消息在总参传开了，总部机关的技术干部反应强烈，要求总参也学哈军工。陈赓劝阻这些总参的书生们：“情况不一样啊，同志们，全军只能照顾一所大学，口子不能开得太大。”

1956年7月21日，哈军工在王字楼礼堂举行教师入伍宣誓暨授军衔仪式，刘居英代表国防部宣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的两个命令：国衔军字第三七一号命令：授予梁守槃等20名军官军衔；国衔军晋字第十八号命令：庄逢甘等10名军官军衔晋级。

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