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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粮食需求是否经济也是需要考虑的。

陈志武：当然要考虑到具体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至少在正常年代里，中国可以靠进口粮食满足国内生产的不足，这样，可以放开农民的手脚，不必强制农民为所谓的“粮食安全”单方面地买单；如果发生战争，自然可以很快地靠人工制造的温室楼房来补充生产粮食，那样做虽然成本高，但在战争非常时期，就不管那些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每一个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已大大减少，人的生存与土地面积的直接关系已越来越弱。实际上我也看过很多研究，有些学者估算，在人类靠打猎谋生的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养活一个人，平均每人可能需要超过1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吃动物，那些动物又要吃别的动物和植物，这样，沿食物链追下去，为养活一个人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在同一地方能重复种植，一个人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一下子缩小到了一两平方公里。在人类开始养家禽后；人均生存所需的面积更是降到半平方公里不到。随着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均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缩小到一两亩地。今天的温室技术、建楼技术使人均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更加出奇得低，所以，每一亩地的农用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低到快可以忽略的程度。在这种生产与技术能力下，没必要死盯着土地的农用价值不放。如果土地做非农用的价值更高，为什么还要硬把农民的土地只往农用上推呢？

问：我们最后讨论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就是怎么私有化的问题。或者说，私有化的起点在什么地方？这也是目前大家最担心的问题，说土地私有化，怎么私有化，以什么样的标准私有化，起点在什么地方？可现在农村土地状况十分复杂，分得不好，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冲突。

陈志武：以我对农村的了解看，应该以现有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格局为起点，将这些土地使用权换成永久所有权，或者以村或村民小组按人头平均分配。有一点我想强调，现在农村还有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曾经看过或者参与过以前私有土地制度的运作，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进行土地私有改革，会让整个过程更平稳些，因为他们关于私有土地制度运作的具体知识和经验很有价值。

问：如果要进行新土地改革，当然需要国家权力发挥作用。但国家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说权力限度和村民的自主性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最近两年，我几次到江西去考察林地改革，感到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至于这块林地到底怎么分？政府并不拿出太多的意见，但是必须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协商开会，政府是个裁判，只管一点，就是你们同意了没有，签名了没有？如果都签名同意了，政府就发产权证给你。感到通过这些措施，江西的林地改革进行得较顺利。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1）

本篇来源：2006年1月24日《商务周刊》，记者钟加勇。

中国的转轨改革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经过调整后的GDP高达19　317亿美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正一反的局面？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是什么？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应该停止？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距和发展机会不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

陈志武：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恶化，到今天不同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面对这一现实，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决办法，所以很多人说问题就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们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我想找数据、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主因。有一点是我们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没这么高，日本、英国、德国都没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