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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后来稿子见报以后，作者的位置变成了小龚一个人的名字，而自己这个真正的作者，似乎跟这篇稿子没有丝毫联系。

苏欣拿着报纸问小龚是怎么回事，小龚一脸无辜地说，可能是排版那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在报社待了一年的人，她知道一篇报道登上报刊的流程，排版那里是不可能犯这样弱智的错误的。这件事，显然是小龚故意所为。但是此时报纸已出，错误已经造成，再追究也不能改变什么，况且在办公室里，她不想因为一篇稿子跟同事去争去抢，把关系搞僵。

更让她想不到的是，这篇稿子，因为体现了‘情系失学儿童，关爱祖国未来’的主题，社会影响力不错，在同行的报道中，得到不少关注，因此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也因为这篇报道，该企业给报社投入了不少广告费，而写这篇报道的作者，也就是小龚，也得到了报社发放的三千块奖金。

这件事在办公室里传得沸沸扬扬。同事们的一致赞美，使小龚有些得意忘形，她心安理得地收了奖金，没有丝毫愧疚。

这次采编任务，众所周知是苏欣和小龚两个人一起去的，可是最后写稿子、拿奖金的是小龚，不明就里的同事们，纷纷向苏欣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看着这些，苏欣心里有些气愤。稿子是自己写的，去临市采访，小龚根本连去也没去，她却拿着自己的稿子名利双收。而自己这个真正的作者，坐在办公室里，却要忍受同事的白眼和猜忌。

其实什么名和利，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心血和劳动果实，变成了别人炫耀的资本。她想揭穿其中的真相，但是这件事，当事人只有她们两个，非要跟她争论，只会伤害同事之间的感情，只怕事情闹大了，对程远影响也不好。

在小龚喜滋滋地享受着同事们的赞美和祝贺的时候，大兵发现她的异样。面对他的追问，她只能告诉大兵，这次任务，确实是小龚单独完成的。

这件事，最后以她的忍气吞声收场。

后来的一段时间，她才从同事口中知道，小龚是社长的侄女。她开始明白，为什么小龚会那么大胆，做了那样见不得人的事，还表现得那么坦然。

原以为，只要自己不计较就过去了，没想到小龚并没有罢休。那次事件，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教训，后来的事情做得更高明更离谱，似乎非要把她赶出办公室不可。

那天，毫无征兆的，一位群众打来电话提供了一条新闻。据说是某一位老者，十年如一日拾荒救济几个因为没钱上学被某校勒令退学的孩童。提供线索的人告诉了她老人的电话、住址、以及孩子们就读的学校，她分析这是一条有意义的线索。

经过核查电话号码，发现对方提供的号码是真实的，老者确有其人，而且的确是一位拾荒者。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编，总编经过确认，发现学校也是真的，就批准她出去访问老人。

按照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老人，从他口中了解到，老人的确拾荒多年，所得积蓄全部用来资助几名贫困儿童。甚至在老人家里，她也看到了那几名儿童。

访问完毕，回到单位，她立即着手写了一篇报导，呼吁社会人士关注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希望学校能从孩子的未来出发，减免学费，让所有孩子都能正常读书。

没想到，这篇报道登出以后，报道中提到的学校方，很快就打来电话，说该报道属于虚假报道，损害了学校的声誉，要求跟报社打官司，挽回名誉。

做虚假报道，是正规的报纸媒体行业里最忌讳的事。

苏欣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主动出击，就为单位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事情一出，总编气得火冒三丈。因为苏欣行动前跟他打过招呼，而且他本人也核查过，但最后还是出了问题，这让他脸上很挂不住，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她身上。

在总编室忍受着总编的责骂，听着他分析这件事的厉害关系，她又怕又委屈，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这件事最后自然是惊动了报社总部。

程远从上海赶来，先把她送出单位，然后跟总编交代一番，和大兵一起开始调查这件事的始末。调查的结果是，小龚通过社会关系，收买了提供线索的人，而其所说的几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被救济的贫困儿童，那个拾荒的老者，按照苏欣当时去过的地址，早已不知去向。

考虑到小龚是分社社长的侄女，虽然仗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做了违背职业道德的事，但也不好处分。况且出了这样的事，总编也有一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