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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件被杀一事，就是几年前北大几乎人人皆知的真事，我在一篇批评北大的文章中也曾提及。应该指出，《桃李》所引起的较大反响，不是源自叙事艺术，而是来自小说徐娘半掩的暧昧所指，也就是说，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明显要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和批评《桃李》，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部小说的价值。

《桃李》所着力描写的某高校法学院从导师到研究生为金钱美女而学术，为追名逐利而钻营的故事，不论是否完全以北大为蓝本，事实上，都有力地揭露出了当今高校*阴暗的一个侧面。我们身在高校工作学习的人，所了解和掌握的内幕比《桃李》所写要更为深广，但是我们却未必能够像《桃李》这般去写，胡续冬博士爽快地指出：一看《桃李》，就知道作者不是在北大读过本科的人。胡续冬可能是从校园氛围和“北大气质”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而我同时还感觉到作者对北大或其他类似高校，似乎缺乏一种“爱”。像我这样在北大读了十年书的人，对高校内部丑陋的一面，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与日俱增的丑陋现象既所知甚多，也经常痛心疾首，但我们这些人显然不会选取《桃李》这样的笔法和态度去写，用曹文轩老师的话来讲，是“下不了手”。我想，这恰好是《桃李》作者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可能正是他的弱势所在。我的《47楼207》等校园系列作品，被当今的很多年轻读者看作“遥远的神话”，他们会觉得我所写的大学校园太浪漫、太高雅、太天马行空。殊不知，我那种看似轻松自然的描写其实正是与当今每况愈下的高校现实的一种抗衡。对八十年代的深情礼赞，本身正蕴含了对九十年代的愤慨和控诉。《47楼207》一文中曾经戏言说这是《狗日的北大》的一部分，结果不断有读者询问《狗日的北大》何时出版，但是因为“下不了手”，我其实一直未曾动笔，至今仍愧对热心的读者。然而今天我终于可以轻松愉快地告诉大家：《狗日的北大》已经问世啦，这就是张者的《桃李》。

所以，在我等心软之辈看来，《桃李》一方面深刻触及了多种阴暗的现实，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表现出高校中仍然健康纯洁的力量和希望。这样的批评话语可能有些陈旧，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作品机械地去反映所谓“光明与黑暗的交战”或者炮制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说《桃李》目前的描写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写出高校精神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类文学作品”向校园的一个延伸。尽管书中的许多细节和案例都有真实的原型，但这并不能保证小说能够传达校园生活的神韵。《桃李》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合乎高校之外的人对高校生活的“想象”。那些未经深入挖掘的现成材料可能恰恰使书中“桃园”、“李园”的生活停滞在一个新闻化的层面，观察和叙述的视角表面上是由内向外的，实质上仍是由外向内的，因此，小说中的“我”（研究生之一）总是处在半遮半掩，既没有故事，也没有情感的一种尴尬状态中，这并不是由于作者故意采取了所谓冷静客观的叙事手法，而是作者无法把握自己对叙事对象的真实态度所造成的。作品的结尾是*的博导被“捅了一百零八刀”而死，似乎是恶人有恶报，很合乎传统的道德判断，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其实是展览多于批判。从社会效果上看，《桃李》无疑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的高校*和司法*。但与此同时，《桃李》所铺陈的可怕图景也可能使读者产生未必准确的判断和绝望。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说我们大学里的老师都是“邵老板”这样的堕落学者？难道说我们国家一部部庄严的法律都是这群毫无庄严精神的学匪们参与制定的？难道说成千上万的官司都是由这些专门擅长钻法律空子、专门擅长“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律蛀虫们背后操纵着？那我们的法律、教育岂不是暗无天日，万劫不复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体会出《桃李》这个书名的反讽意味，这部小说写的其实是——桃李劫。

如果真正面对高校*问题的话，可能金钱美女并不是高校*的典型表征和真正关键，某种“桃李精神”的失落，可能才是更为核心的所在。《桃李》一书对此也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涉及，特别是主人公邵老板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个昂扬纯洁的文学青年，他由中文系学生演变为一名法学界的花花太岁，此中包含的时代精神的奥秘，我以为是张者的精彩之笔。《桃李》是张者的第一部长篇，我对作者的希望不是写出什么更先锋、更前卫的现代派作品，而是更深刻地展示出那些烂桃败李下面的土壤和肥料。我相信学养丰厚的作者具有这样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