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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达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运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他经营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仅属下乘的权谋了。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往往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现象似乎在表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似乎只是权谋之术的副产品，而不是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针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哪怕具有这样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就显得太卑微、太轻浮了呢？

“仁者”的忍术（1）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来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大旗，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