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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选敌”标准

美国选定敌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主要看两点。

1．　意识形态标准。对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胁。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美国在对德国、日本、苏联的定性上，都坚持了意识形态标准。20世纪美国对德国、日本、苏联的战争和冷战，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认为这三个对手都是反对美国信念的主要原则的国家，由于它们反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以它们是美国的“敌人”。而这在美国民众中几乎也成为共识。194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忠于美国吗？回答“是”的人占5％，而回答“否”的人占87％。1989年底，有47％的人说，他们宁愿投入一场全面核战争，也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按照价值观的不同来划分敌我，虽然在一些政治家中也出现过松动，甚至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对这一标准的坚持。在特定时期和情况下出现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要的一种实用主义和权术的表现。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有的美国决策者就认为传统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尼克松说：“今天，‘主义’已经失去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掉外交政策中所有敏感的、情绪化的东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基辛格也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将依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来判别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力量标准。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发展速度快、最有实力和潜力、有趋势挑战美国的国家找出来，作为美国的敌人来对付。这样的国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崛起者就是竞争者、挑战者、敌对者。冷战末期及冷战后，日本曾经成为美国“对手”名单上的首选对象。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写了几十本著作以及上百篇立论严谨的文章，试述即将到来的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但是后来由于日本经济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便从潜在的敌人名单里把日本排除出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1997年的报告认为，“潜在的地区对手，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具有这一条件，印度在今后10年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地区军事强权。”后来，美国又一度回过头来把俄罗斯当做主要敌人候选者，但是转念一想，俄罗斯虽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因为它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国内动荡不定，社会结构七零八落”，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主编哈里斯的话说，俄罗斯“只不过是个受伤的野兽，是一个正在为成为*国家而努力的前超级大国”，在短期内对美国不会构成威胁。1997年以后，美国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锁定中国，把中国看做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向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必须以敌对态度同中国交往”，否则就等于“绥靖”、“姑息”。

第六章（10）

按照美国“选敌”的标准，中国是绝对符合条件的“敌人”。由于中国既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又是大国崛起中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因此在美国“选敌”的政治游戏中，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稳居一号了。

亨廷顿为“孤独的美国”悲哀

美国的“选敌”思维和“造敌”思维，使自己“全球树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赞美美国是仁慈的霸主”，把美国标榜为“第一个非帝国主义式的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国领导人一贯声称它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可是他们心目中代表着哪些国家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还是*世界？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非洲？拉美？法国？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代表呢？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所代表的社会，充其量也只是它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兄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许多问题上，代表德国和一些欧洲的*小国；在中东问题上有以色列；在实施联合国决议方面有盟友日本。这虽然都是一些重要的国家，但是它们远远够不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