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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