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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5）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其实只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勤杂工作）。对于医务知识还丝毫不懂，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况下，由同屋刚做了妈妈们的指点，就依靠他帮着把早产的孩子接了下来。然而据说生下来就是死婴。他很快就把这个不足月的男婴埋在山脚下了。幸而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头胎，处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也就顾不了许多。早产后，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除了一身穿着的单军装外，什么也没有准备。也就只能囫囵个的睡在五六寸厚的谷草上。八天后，由于情况紧急，当要转移离开这里时，扒开炕上的谷草一看。才发现一块直径二尺大小的血饼铺在那里，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收拾干净就上路了！到了新宿营地，刚刚安定下来，胃里又闹起“革命”来，咕咕直叫。眼睛也开始冒金星。由于全屋同志们的关照，叫“护士”给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开饭时，又叫我吃了一碗。在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部队的供应难于及时的征集。每人每顿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却破例地被允许多吃了一碗。从此以后的几天里，我每顿都是被照顾的吃两碗。虽说如此，“饥慌”仍是时时的困扰着我。同屋里的产妇们，更都是在饿着肚子啊！她们的婴儿整天像池塘里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细不同的声调，有节奏地哭叫着，要求能得到足够的奶吃，但妈妈们干瘪的乳房里哪来的足够的奶汁呢！妈妈们只有用白开水一滴一滴送进他（她）们一个个张得圆圆的小嘴里。滴时不哭，不滴时就又叫起来。大人、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我哪能再开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着。这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勒紧裤腰带的必要性。不久，我的爱人郭筠来看我。带来了二斤白面，一斤牛肉，一小包盐——这是火线剧社从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的伙食中给我攒下来慰问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参加议论如何享用这好久不见面的细粮牛肉。“包饺子！”大家七手八脚，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饺子就下了锅。全屋的同志们都尝到了萝卜丝牛肉馅饺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过年了！过年了！”高兴得有说有笑，似乎连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也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郭筠来看刚生产的妻子，怎么连在农村是最普通的产妇食品——鸡蛋都拿不出呢？当时，在路西，鸡蛋是“高档”营养品。当年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看到一位译电员病得厉害，“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来，批了个条。”让供给处给一些鸡蛋。要是在冀中，尽管“五一”大“扫荡”后百姓生活也很苦，但产妇不论好孬还是不会穿身单衣受冷，吃不饱饭。想吃个鸡蛋，也还不至于要司令员批条子。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