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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个雨廊，就看见一个白影像壁虎一样趴在厨房窗台上，一只手伸向天花板。老宅里早已传说有个穿一身白的女鬼，可齐社娟从来没有见过，今天一下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吓得浑身一麻，紧张地叫了一声：“谁？！”

那白影一惊，从窗台上掉了下来。只听“唉哟”一声，好像是嫂子谢庆芳。她赶紧上前把她扶起来，只见谢庆芳穿一件宽大的白色睡衣，披散着头发，不要说远看像个鬼，就是近看也像个鬼。

齐社娟问：“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摔重了吗？”

谢庆芳揉着自己的屁股，轻声说：“别，别在这儿问了。走，走，到你房间去。”

齐社娟扶着谢庆芳一瘸一瘸地上了二楼。

进了齐社娟的房间，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床上，又弹了起来。她想起来了，社娟最反对别人坐她的床。她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屁股上的灰，清楚地留在床单上。

齐社娟立即拿了一把扫床的棕刷，当着谢庆芳的面，把她刚才坐过的地方刷了又刷。

谢庆芳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平常总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在谢庆芳跟这个小姑子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齐社娟了，她不计较齐社娟当着她的面扫床，此时又有重要的话和齐社娟说，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二哥这病叫人怎么办哟！”

齐社娟刚知道二哥的病情已经稳定，就劝谢庆芳说：“嫂子，别急，二哥的病已经稳定了，下一步就帮助他多活动，争取能恢复到下床走路。”

谢庆芳说：“病是基本稳定了，恢复需要时间，这些我都知道，可钱呢？治病的钱在哪里？已经花了这么多了。”

齐社娟知道，嫂子一贯把钱看得重，这和她没有工作有关。自从和二哥结婚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太太，解放后，也没有外出工作。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钱包，掏出二百元钱递给谢庆芳说：“嫂子，钱的事，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可以帮帮家里。”

谢庆芳伸手推开齐社娟递过来的钱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是想和你一起商量商量。”

齐社娟说：“嫂子，有什么事你说吧。”

平时齐社娟不怎么和嫂子说话，一是因为工作忙，在医院里常常值班，回到家里谢庆芳已经睡了；二是姑嫂俩也不怎么合拍。但她与世无争，更不会和嫂子计较甚至吵架，几十年倒也相安无事。

谢庆芳起身去把房门插了起来。又回到桌前，只把半个屁股搁在椅子上，身子朝齐社娟那边伸过去，声音很小地说：“社娟，你知道我刚才在厨房里干什么吗？”没等齐社娟回答，谢庆芳又神秘地朝门的方向看了看，好像再次确定一下门外有没有人，然后问：“你还记得解放前夕，大姐从南京回家来搬东西时的情景吗？”

谢庆芳道出了齐家历史上最后一件悬疑的事儿。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齐社玉匆匆地从南京回来了。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直逼长江，南京政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撤退前的准备。齐社玉的丈夫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担任参谋，自然了解大局走向，已经开始了向台湾撤退的行动，而他也被派往台湾。接到这个指令后，他知道此一去，不知道哪一年才能重回大陆，就让太太回一趟宜市老家，把存放在家中的细软金银取出来带往台湾。

回到齐府的齐社玉神情慌张，行踪也很诡秘，和太太关在房里悄悄地说话，见到弟媳妇谢庆芳也只是客套几句。

谢庆芳的精明使她知道大姐这次回来肯定有事。这时，宜市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她最大的担心就是齐社玉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在齐社玉回家的几天里，谢庆芳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她的行踪。当晚就偷听到了齐社玉和太太的谈话。

那天停电了，老宅里一片漆黑，齐太太点起煤油灯，也就没有注意到谢庆芳悄悄地藏在窗外。

母女俩对着油灯说话，尽管声音很小，谢庆芳还是听见齐社玉说：“妈，共军就要打过来了，家中该藏的东西要藏好。”后面讲话的声音就听不清楚了。

听到这句话后，谢庆芳日夜寝食不安，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嫁到齐府就是图齐府的富有，可进了齐府才发现已经是一个空架，但瘦骆驼比马大，这么大一个家族，就是扫扫箱底的钱，也会是很大的一笔。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还有多少家财。太太死死地把持着管家的权力一直不放，使谢庆芳根本就接触不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