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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

［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Ｍan　of　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 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 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 “文化人”称呼的回溯与扩充 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也即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后来还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韦君宜（生于1917年）时说道：“以她这一层次的文化人，不会不读到鲁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上讲的一席话。” 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 “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 抗战第二年，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写道：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