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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1）

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庆华，签署了关于台湾地区体育团队来大陆参加国际比赛的协议，这是海峡两岸体育界之间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根据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mittee（用英文写的），旗和歌都与他们过去使用的不同。

对于Chinese　Taipei　Olympic　mittee的中文译文，我们习惯于译成中国台北奥委会，这也顺理成章，台湾却把它译成中华台北奥委会。长期以来，对这个中文名称一直是各说各的。在第三国参加国际比赛时，因只用英文名称，不存在中文译名问题，而在用汉字表达地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使用这些国家本身的字母，将Chinese　Taipei的发音拼写出来，代替汉字译名问题，但是在北京举办亚运会，无法避开中文名称问题。于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　Olympic　mittee这一名称，成为双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我们和台湾地区的体育代表团都参加了。来自台湾的一些记者围住何振梁问，“大陆是否可以同意台方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北京亚运会？”何振梁回答说：“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规定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以‘中华台北’这一名称作为前提条件？”何振梁反问记者：“你们能否告诉我‘中华’和‘中国’的区别何在？”台湾记者语塞。显然，台方是通过记者来试探我们的态度。

12月，在维也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台北名誉委员徐亨和委员吴经国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谈一谈。过去同他们见面时，只是寒暄一下，没有认真交谈过。12月7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单独会晤。

寒暄后，吴经国提出，他们愿意派队参加北京亚运会，但要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何振梁指出，“‘中国台北’的译法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反对用‘中国台北’，究竟‘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区别何在？”双方争论不下，并商定于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会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铭德与徐亨和吴经国在香港再次会晤。这期间，由于台湾当局着意进行所谓“弹性外交”。我们决定先看一看再说，暂不松口。这次是两岸奥委会代表正式会晤，吴经国等因为怕台湾情况多变，日后变卦不好说，专门拿了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的书面委托书。会晤在文华酒店何振梁的住房进行。

何振梁主动把话题转入1988年12月在维也纳双方谈及的台方使用什么译名参加亚运会问题。何振梁指出，由于台方不断有政界要人强调以接受“中华台北”名称为前来北京参加亚运会等国际比赛的前提条件，使问题复杂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的技术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了。尤其是近来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更使我们对台方坚持以此为前提条件的意图提出疑问。所以，现在不能同意他们用“中华台北”。

关于何振梁的这番话，徐亨和吴经国一再表示可惜，说他们将难以派队来大陆。徐亨还表示，他多次告诫那些人不要乱说话，言多必有失，这类事双方悄悄地谈，容易解决得多。

这以后，双方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各自不断地进行研究。台湾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坚持原来意见的，也有认为可以不坚持“中华台北”的名称的。他们传话过来说，大陆是老大哥，照顾一下小弟弟的困难。

３月８日，我们向报界透露，“在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前提下，有关参赛的技术性问题，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经过磋商，不难解决。相信两岸之间的体育交往，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将有新的突破。”

台湾方面立即理解了这一信息，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时，台湾方面传来消息说，如果在台湾队参赛的名称上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台北奥委会的秘书长李庆华愿意来同我们正式会谈。当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传递消息的人是当过台湾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齐剑洪的儿子齐伟超。齐伟超在香港做生意，来往大陆和台湾，所以两边都接得上话。

３月９日，何振梁约见齐氏父子，约李庆华同吴经国一起来香港商谈。齐伟超问何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