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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80％的公司存在抽逃现象。

看来，有无注册资金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无足轻重。安徽省合肥市这种做法算不算合法？

陪审的案件是不是属于“民不告官不究，民一告官必究”，我不得而知。

（二）机构改革必须从北京改起

我知道法院工作量大，但没想到法院工作量这么大。每名审判员平均每天审理一个多案子，审理二、三个的时候也有，有的审判员发着烧一天还审了五个案件。全院审判厅几乎每天都开庭，任务繁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细查案情，探究原由。

相比之下，有的政府部门人员闲杂。上班后，开微机，聊QQ，工资不少领，奖金不少发。有的部门纯属多余，有也行，没有也行，甚至没有比有强。这可能是中国特色吧。北京设了该部门，某省得设，某市也设，某区、某县也得有。否则，下面没腿，没法下来“检查”工作，也没法那个。

要立即、迅速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直至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过，市场经济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题外话）。经济、司法部门要大量增人，不方便点名的一些部门要大量减人，直至撤消。

改革必须从上边、从北京开始。否则，改了白改。就是下面改了，早晚也得恢复。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我建议的改，也符合总书记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减人，只是在部门之间搞一下平衡。

高层是否已察觉到或已开始着手彻底的改革，我不得而知。

（三）可怜天下父母心

因为需要做准备工作，一般上班后半小时才开庭。但犯罪嫌疑人的父母、亲属已于昨晚在法庭门口等候，等候他们多日未见的儿子，等候他们爱恨相加的哥哥、弟弟，等候他们过去是人民，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将来可能是罪犯的儿子及兄弟。

孩子是爹娘的心头肉。当儿子手脚被铁链子梆着，穿着囚服，被法警押上审判台时，当爹当娘的在低泣。当儿子作最后陈诉，说对不起受害人，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们哭出声。当儿子被带出法庭时，他们站起身来，要去抚摩一下儿子的头发，但很快被法警劝阻。当儿子被囚车拉走，他们歇斯底里地追逐着在他们看来像是踏上不归路的天堂来车，直至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

他们回家后，是否能吃得下饭，是否能睡得着觉，是否已病倒，是否因过度悲痛，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得而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参加毛主席追悼会

今天早上看电视，平日里很少演毛主席的节目今天突然多了起来。我仔细一想，对了，今天是主席的忌日。

说起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我都是毛主席、毛主席的，从来不直呼其名。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和主席的感情。

其实，我和毛主席有什么感情？我和他没亲戚；他曾经只是我的间接领导，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在北京，而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山东；我干了大半辈子秘书，但没给他干过；他当“舵手”，我遇到问题得我自己“动手”。

只是我和他老人家的生命有10年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我是1966年生人，他是1976年去世。我经常和我的同事开玩笑，不是毛主席发动了*，而是因为我的出生带来了*。你看，我还主动替他老人家担责呢。

在主席的忌日里，我想到了三十三年前，在我所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情形。

197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下午，语文老师拿着一份报纸一边走一边哭，嘴里嘟嘟囔囔：“了不得了，毛主席去世了。”我回家后，和我娘说，“卞老师说，毛主席死了。”娘一下把我拉进了门里，头又向外张望了几下，关上了屋门。“瞎说，毛主席能死吗。让别人听到，砍你的头”。当时娘的威严、恐惧的表情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留着。

受到娘的教育，我便认为毛主席是不会死的，更不能直呼其名。

可是，到了晚上，大队里的广播喇叭里便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听起来好像天就要塌下来的哀乐。

几天后，又一遍一遍地下起了通知：社员们请注意，明天上午（具体几点我忘记了）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