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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７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第615页。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虚拟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4页。“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独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复活”与“渐兴旺”（3）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5页。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引注：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是乎！”《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6号。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如广为人知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林琴南致蔡元培函，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有关“林蔡之争”的深入探讨，可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289页。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