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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内容也从“病重”变成了“病危”。但指导员有意考验他耐心似的，仍不紧不则的与他“推太极”。终于有一在，电报内容成了“病故”，赵连文已哭得泣不成声，指导员似乎还不相信。直到赵连文父亲单位的电话打到了团里，指导员这才准假。

所以，当冯援朝拿着电报，惴惴不安地去找指导员时，已做好了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只不知指导员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哦，家里来电报了？”

指导员接过他双手递上的电报，让他坐下。然后对着那行简短的电文端详了良久，似乎想从中嗅出点什么。

“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六十八岁。”

“嗯？怎么会这么老？“指导员有点吃惊。

”哦，我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才结的婚，所以整整大我五十岁。

“你母亲呢？”

“我母亲已病故六年了。”

“那你家里还有谁？”

“一个姐姐，上山下乡。还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学。”

“原来是这样。”指导员沉默了。

过了许久，才听指导员说：“你先回去吧，等我们研究研究。”

尽管思想有准备，可冯援朝仍很失望。当他迈出连部的那一刹那，才猛然省悟到：持久战开始了。

等待的日子令人心焦，可日子仍如穿梭般飞逝流过。家里仍不时有电报来，冯援朝也一次次往指导员那儿跑。从弟弟的来信中，他得知父亲半年内已动了两次大手术，但癌肿已扩散，恐怕日子不多了。读着年仅十五岁，却已是成熟笔调和语气的弟弟来信，想象着年老体衰且遍身弹痕的卧床父亲，冯援朝心如刀搅。那些日子，他不知往家里写了多少封信，安慰父亲，叮嘱弟弟，还把一年多来积攒的一百元钱寄回家里——每月二十八元的工资，扣除十五元伙食费，仅剩十三元。再减去每月必须的牙膏、肥皂等零用钱，一年能攒下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不知不觉，一九七二年的春节，就在这焦虑不安的等待中过去了。这期间，连长夫人从西安赶到陕南来探亲。连长夫人很贤慧，到连队后，就让连长去仓库借了台缝纫机，每天为二连的学兵们缝补衣服。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空闲过。人长得漂亮，又很和气，学兵们都爱拿着破衣服，往她住的那间小招待所里跑。有称嫂子的，有喊阿姨的。她对这些乱七八糟的称呼也不在乎。连长这些天可谓是满面春风，脾气出奇地好。

这情景对指导员肯定也有触动。一次，冯援朝拿着电报，又一次找指导员请假时，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聊起了指导员的孩子。

“指导员，你的孩子多大了？”

“哦，五岁了，是个儿子。”

一提到儿子，指导员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格外慈祥，似陷入了无限的沉思遐想。

“嘿！儿子就是儿子。你知道吗？男孩从小就爱玩土，和女孩就是不一样。当然了，我家住在农村，不像城里，有幼儿园、有玩具，他在家里只能玩土。可别小看了泥土，也能玩出不少花样，像我小的时候，最爱玩摔泥盆。用水把干土和成泥——找不到水时，就撒泡尿来和泥，所以我们那里常用‘玩尿泥’这个词来形容小孩子——用泥捏成一个瓦盆状，口朝下，往地上摔。只听“叭”的一声响，泥盆底就震开一个大裂口。男孩们就常在一起比，看谁摔的泥盆底的裂口大。嘿嘿！唉，我来三线时，儿子才三岁半，那时他还不会玩摔泥盆，只知扒土，每天弄得像个小泥人。转眼分别一年半了，也不知他如今会玩泥盆不。”

援朝首次发现，指导员还颇有人情味。他不禁又问了句：“嫂子呢？”

“哦，你说孩子他妈？唉！不容易啊！”

指导员从一种遐思，又沉缅于另一种遐思中。“像我，就是俗　话说的那种‘一头沉’干部。常年在外工作，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在家的时间很短，什么忙也帮不上，所以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靠她。操持家务不算，还要在生产队下地干活挣工分。你想想，农活哪有轻松的？要是遇上孩子生病或她自己生病，就更可怜。谁来照顾她？不仅无人照顾她，她还得带病照管全家。唉！村里人还羡慕她找了个城里的干部，找个干部有什么用？我每月五十八块五的工资，除去自己的伙食和另用，寄回家的，我看也仅够年终生产队决算时，付给生产队的口粮钱。否则，以她一个女劳力在生产队挣的工分，连全家一年的口粮也领不回家。唉！不能提。一提起家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