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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确定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间接而不确定，因此，他特别强调利用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性，而把货币政策放到次要的位置。这一点也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之一。

总之，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既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又不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和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依靠市场自发运行，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引导，对某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加以制止。在当时的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对整个大萧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也为罗斯福新政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参与次贷金钱游戏的各大金融机构都遭受了致命打击，贝尔斯登倒下了，雷曼也倒下了，两房被政府接管……几乎每一个坏消息的传开，都能招致股市的“跌跌”不休。投资者像躲避瘟疫般逃离高风险市场，对市场丧失信心，紧紧地把资金握在手中，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遥遥直上。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成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共通原因，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遭遇了重创，金融危机便是对其最有力的惩罚。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再次放任自流的交替之后，似乎又要走回原点。作为曾经的“救世主”凯恩斯主义是否重新回归历史舞台和新自由主义是否就此终结？到底这次凯恩斯主义能否再振雄风，救美国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5）

次贷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坍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非常悲观。若任由人们的恐慌情绪肆虐，那市场将无法恢复元气，重振旗鼓。商业信用已经不能支撑整个市场的运作了，惟有政府，才能成为投资者最后的稻草。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去改变，改变人们对市场和经济的预期，改变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重建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也许在这场金融海啸面前，重拾“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已成为各国的最佳选项，或许也是惟一的选项。美国、欧洲各国、中国等政府纷纷加入救市行动中，注入大量的资金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活力，频繁地调整利息和准备金率。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表示希望通过法案赋予他宽泛权力拯救金融机构，动用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源强健金融体制，把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发挥到极致，加强各种规模金融机构的资本化程度。

为了缓解和安抚紧张的形势，各国都掀起了国有化浪潮。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股权国有化运动中，全球主要银行纷纷披上“国有化铠甲”。在这个过程里，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布朗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美国也先后国有化了房地美、房利美及美国国际集团，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大机构的运转。另外，会议的召开，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寻求国际间合作，再次平抚了投资者躁动不安的情绪。接着，美国政府的8500亿救市计划和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都积极推动着全球的救市步伐，力求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一剂强心针。政府的种种措施与堆积成山的方案都表明了政府将有所作为，不能再袖手旁观坐等市场自我治愈，维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将金融体系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已迫在眉睫。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已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效果：银行间拆借恢复，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所改善。在这背后，我们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有形的手”凸显作用，新自由主义光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干预成为国民信心的强有力的保证，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重登历史舞台。

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政府的紧急介入措施中逐渐失去其支配地位。也许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天生低效率的国有化却能在此时力挽狂澜，兴许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只是存在各自发挥效用的土壤和环境，当市场能充分发挥资源和风险配置作用时，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市场的发展锦上添花；而当市场失灵，显露出其弱点与缺陷时，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进行干预，可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自由与平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主导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二者的追求一刻也没有放弃过，但对于市场而言，并不是越自由越好。任凭金融衍生产品无限延伸，金融工具泛滥交易，高杠杆的操作，人们非理性地追逐利益，最后危机一旦被触发，整个市场将面临崩塌的危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在1929年的经济严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