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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由殷商旧部族演变成的新诸侯。正是基于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几乎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镐京不相上下。论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认的祥瑞大吉之地。这道巍巍青山，当时叫做郏山，东周时随着洛邑更名为洛阳洛阳更名，几经反复，从头为：西周“洛邑”，东周至战国、秦为“洛阳”，西汉改名“雒阳”（东汉同），曹魏再改回“洛阳”。据《水经注》引《魏略》，更名原因在五行国运之说，其云：“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氵’而加‘佳’；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氵’。”，郏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这道邙山，东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门（峡），东至洛阳之北，莽莽数百里一道绿色屏障。邙山虽长，其文华风采却集中在东部洛阳一段。洛阳这段邙山，时人呼为“北邙”。从东周都城迁入洛阳开始，历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诸侯，死后几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礼，选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舆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匆忙死去而来不及仔细堪舆墓地的中原诸侯，便纷纷葬在了北邙山。风习浸染，流传后世，“北邙”已经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称。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吕不韦自然是毫无争议。

一番秘密操持，数千宾客在洛阳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吕不韦夫妇主仆，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为迷惑秦国，主葬的田氏商社与卫国使团宣称：大墓只葬了吕不韦夫人陈渲一人，文信侯已经被迎回卫国安葬了。消息传开，洛阳民众便将这座大墓呼为“吕母冢”，以致传之后世，吕不韦陵墓仍然被叫做吕母冢。

“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

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士子商贾竟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亲点了六千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我王留步——”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绾飞马赶来了。

身为特使，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旧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鉴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诚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

年青的王绾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建言，然谋国为大，臣又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徒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

嬴政脸色铁青，却终于一挥手回车了。

毕竟，就本心而论，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策动吕不韦移国就相的密报时，嬴政有了一种直觉，必须对这个曾经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须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吕不韦若坚执无休止地传播《吕氏春秋》，嬴政纵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战国之风，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岂能没有顾忌之心？若得全然没有顾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仲父死了。然则，吕不韦心胸豁达，体魄厚实，岂能说死便死？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嬴政的隐忧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恰恰此时，吕不韦却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最大麻烦顿时烟消云散，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

这，是天意么？

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