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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本意过蓑衣渡攻打长沙，其时长沙守备空虚，如太平军万人及时杀到，清军势必救援不及，长沙必为太平军所破。故湘军诸统帅均以江忠源“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笔者更以为，蓑衣渡一战，是清廷战胜太平天国，苟延残喘的关键之战，“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如无蓑衣渡之战，长沙陷落，湖南尽入太平军之手，丁忧的曾国藩必不能回乡募勇甚至会为太平军所俘，曾、胡、左、李诸中兴名臣永无出头之日，历史上将不再有湘军这一支武装。太平天国尽收湖南精兵，顺江而下，国无大将，清朝必亡。湘军统帅叙战功，有“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泉克苏州，季高克杭州”，曾国荃再克金陵之说，而江忠源保全湖南，于清廷存亡，其功犹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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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蓑衣渡（2）

江忠源在给刘蓉的信里说：

“忠源先据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边，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进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记，互相推诿。贼来从河东小路窜楚，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

江忠源因以当事人身份，自是对老上司向荣、和春等人推诿避战的情状百般回护，湘军其他将领就没这么客气了。左宗棠在《江忠烈公行状》中如此描述这场惊天大战：

“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蝶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丧。公急请统领联营东岸，断贼旁窜，统领犹豫未决，贼果弃船由东岸走道州。”

因和春等拒绝设防东岸，江忠源未获全功，太平军得脱大难，左宗棠对和春等人的责难，于一“果”字尽出。但若当时江忠源一举擒获洪杨，左文襄公大概一辈子只是个不第举子，再也无用武之地矣。

历史学家简又文评蓑衣渡为太平军失败之起点，理由有三：南王殉国，精锐俱歼，长沙保全。首先，冯云山殉国，太平天国失去了唯一一位政治家，杨秀清是军事统帅，石达开等人只是寻常战将，冯云山一死，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个幼稚的水平而无所改进，其在宗教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外交策略等方面均处于一个蛮干而不知策略的低级形态，处处落在曾国藩等人下风；冯云山之死，更使得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导致天京变乱。冯云山之死，实关大局。

其次，太平天国精锐，金田团营的骨干在蓑衣渡一战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在湘南大量补充以天地会部队和其他流民，纪律渐弛，战斗力趋弱，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简又文先生这个说法遭到许多人的批驳，最有力的批驳来自崔之清先生。崔之清先生认为，湘南补充的部队，战斗力依然很强，纪律也未松弛，湘南的部队在其后的战争中依然战果辉煌。滥收部队应发生在李秀成、陈玉成时代，与蓑衣渡会战无干。崔之清先生论据确凿，但笔者仍以简又文先生的意见为是。湘南补充的部队，由于杨秀清严格约束，纪律确实没有太多的松懈，但湘南的部队均非拜上帝教忠实信徒，极容易产生动摇，骁勇善战却经不起考验。天京变乱后石达开率湘南招收的精锐出走，这些曾经的虎狼之师由于前途不明朗而丧失斗志，一夜之间变成连清军杂牌都打不过的弱旅。湘南之兵，能巧战而不能浪战，因为缺乏信仰，局势恶化则斗志全无。如永安围城，遭敌四倍围攻而士气不减的战例绝不可能发生在湘南兵身上。

最后，太平军因蓑衣渡之败，未能攻取长沙，对其后的战略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对于清廷，则是一个巨大的转机。江忠源的楚勇千人，造就清廷首相赛尚阿所督四万大军不可企及的辉煌，为湘省子弟兵打出了名声，再加上湖南经世派书生们一定程度上刻意的吹嘘，成为湖南经世派发迹的起点。这给了朝野上下，尤其是湖南的经世派士人一个启示：既然旧有的绿营兵已糜烂而不堪用，不如打破陈规，另立新军，建立由经世派士人掌握的新式武装。正是蓑衣渡大战，鼓励了曾国藩等人编练湘军，也正是蓑衣渡大战，使得清廷放手湖南士人组建武装，经世派全面辉煌的时期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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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糊的长沙（1）

经蓑衣渡一战，太平军精锐、辎重尽丧，穷蹙已极，不复有攻长沙取湖南之力。太平天国领导层也发生动摇，洪秀全等人几乎起了散伙的念头，幸得杨秀清一力支持局面，鼓舞士气。“官兵追剿。屡屡穷蹙。秀全及群贼皆有散志，独秀清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