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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更会感激涕零，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的效果，会让全国人民高举拥护朝廷的旗帜向前高歌猛进！

对于苏轼惯会拉大旗的作派，王安石就说过，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心地不纯投机取巧，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苏轼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苏轼的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诗文如此，行政也如此。苏轼疏浚西湖，“造”苏堤，“建”三潭印月，其过程中，投机取巧甚多，耍小聪明的地方甚多，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作为甚少，混水摸鱼财务问题更是大有奥妙。

9sfk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nbsp；。。。&nbsp；&nbsp；第0741章　给你算笔账

对于眼下西湖整治工程的工程量，王木木很有想法。作为苏轼的一生最被人称赞的惠民工程西湖的整治，在规划设计、工程组织、项目目的、施工管理等处都大有问题。比如，在工程的预决算上，明显有重大贪墨的明显的嫌疑。

后人在提及苏轼整治西湖时，常常欣佩苏大人的手笔大，为杭州人民搞了个很大的工程，这工程大到已经需要朝廷批准，并要中央财政支持，苏轼为此还特事特办的从皇帝那里因为整治西湖的需要弄来了二百张度牒（也有说一百张的，也有说三百张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记载，苏轼在整治西湖时，动用了二十多万民工。

王木木在想，20多万，应是人次。理论上可以理解为20人干了一万多天，或是一万人干了20多天。这20多万人次，人工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偌大的这西湖来说，这点劳务，实在太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照材料，就是明正德三年的那次疏浚西湖。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即杨公堤）；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一方圆形堤埂，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空心石塔3座。

看工程量，明朝这次起出的湖泥能使湖中已有的苏堤加宽一倍，还筑有两堤。这说明这次出的湖泥应该与苏轼这次的疏浚量基本相当。看几何尺寸，苏堤的增量也基本相当于其本体，新筑的两堤的体量，略小于苏轼工程的填充量，总体可粗略视作相当，这也能理解为在“复唐宋之旧”吧。

但是，你看看，在工程量相当的前提下，明杨孟瑛当时动用了多少人力？“为夫六百七十万”，是苏轼的“二十万多”的33倍！

明杨孟瑛的“为夫六百七十万”这里也作人次计，那么，因为杨孟瑛的项目是“为佣一百五十二日”，因此可理解为日下湖的作业人员在44078多人。同量类比，如果苏轼的疏浚也是这个日下湖44078人的规模的话（明杨孟瑛仿苏轼之为，故可作此类推；而实际上，后人的疏浚量在当时的疏浚指导思想下，当只会比前人少，而不会多于前朝的工程量），那，用20万一除，则苏轼的疏浚工程也就一共花了四天半多一些，圆整为五天，呵呵，这不就是一场闹剧吗？一个落入史载的大工程，也就热闹了一个小长假，可笑不？所以啊，这个西湖疏浚，不就是将疏浚作为一个题材，在此大旗下的为所欲为？在项目的掩护下，做本来想做却又无从开口的事情？

现在，王木木想把事情搞搞清楚，他实地踏勘了工地，眼见的苏堤的长约八百八十丈、宽约五丈，宋时一尺合31。68cm，故这苏堤长约2788米，宽约15。84米。而王木木在前世所见的苏堤长为2797米，宽为30…40米，高出湖面0。4米。两相比较，长度差约9米，这就应该是“回”字中大小两“口”间的间距。而宽度则要相差一倍以上，这宽出来的苏堤主要是在明杨孟瑛疏浚西湖后形成的。

历史也记载，在苏轼后的杭州府的各任领导，几次大的疏浚西湖，其基本作法都是以苏轼为楷模，都是将湖泥起出后并不上岸，更不远运。都是将湖泥在西湖中原地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