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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他对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保有一套卡片档案，档案里有关他们私人的和政治方面的资料，以及有关他们选区的情报资料都很完备。在决定性的投票临近时，他和他的助手分头驻守在有关的会议室门外，或者在议长或多数党领袖的办公室里设立临时的指挥部。在不唱名投票的表决中，奥布赖恩的一个助手有时候就坐在边座上，注视着每个议员怎样投票，尽管拉里本人觉得他在那里露面并不很合造。

教育和宗教

奥布赖恩原指望被提名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尤其当他知道总统可能认为宗教争端虽未了结，暂时却不会爆发，因而并不理会有些人的意见。那些人坚持认为由天主教徒当全国主席的传统应当随着一位天主教徒进入白宫而被打破。但是在总统就职后几个月内，肯尼迪、奥布赖恩和我们其余的人又一次卷入了宗教争端，不过这一回，总统厌恶地说，“是与一些新的团体展开斗争”。

有些人写文章说，1960年的选举已经把宗教争端一劳永逸地排除掉了。事实上，肯尼迪始终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个非美国的传统已经打破了。天主教徒显然可以当选。竞选运动使许多偏狭和无知的人开通起来。然而，总统在他获胜后不久说道，真正的考验不在于他的当选而在于他的当政上。险些把他击败的顽固的宗教反对派依然存在，并且会兴旺起来。如果总统缩小了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界线，屈服于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压力，或者在别的方面使宗教反对派的怀疑得到证实，那么将来有人就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利用这些来反对提名天主教徒当总统，认为这不是切实可行的。不过如果他执政时能信守竞选中许下的诺言和就职时的誓词，那么尽管总会存在不合理的偏执行为，而建立合理的政教关系问题也总会被提出来的，反对天主教徒当总统的不成文法律不仅暂时会被打破，而且永远将被废除。

争端迅速而强烈地在一个同约翰·肯尼迪关系最大的国内问题——教育问题上展开了。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以及在整个总统任期内，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花的时间、所作的谈话比在任何其他国内问题上全多。他不用笔记本就举得出所有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五年级学生每十个中只有六个读完中学，而中学毕业生中十六个人里只有九个去上大学；美国青年已经有一百万人失学失业；退学的学生失业率要高得多，而工资率则低得多。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期望他们的于女上大学，可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有积蓄能办到这一点。总统在俄亥俄州发表了一篇演说后，重新登上飞机时对我说：“有些州长不明白如何能从财产税中挤出更多的钱去建立足够的学校，我同他们谈了话，俄亥俄的州长已经是第五个了。”

作为参议员和作为总统，肯尼迪先后向无数大学听众发表过演说，恳求他们要向培育你们的世界贡献出这种教育所产生的尽可能广泛的好处。……我不会采纳1893年比利时宪法的那项条款，即给予大学毕业生不是一张而是三张选票——至少在没有更多的民主党人上大学之前我不会采纳。……可是我强烈敦促你们把你们的才智运用到当代的重大问题上来。

肯尼迪在白宫执政时，每年都向国会提出一份教育咨文，咨文的调子一年比一年强硬有力。他把教育与我国的军事、科学和经济力量联系在一起。他说：“只有教育迅速有所发展，全国的发展才能加快。人的才智是我们的基本资源。”

不论多少次挫折都没有使他打退堂鼓。当一项混合法案失败后，他就设法使每一部分分别通过。如果每一部分通不过，他就采用混合法案的形式。关于中小学的财政补助法案遭到否决后，他就在高等教育法案上下功夫。但是宗教和种族问题①所形成的气氛，公立学校院外活动集团的攻击和参众两院与个别议员之间的争吵，这一切加在一起，妨碍了他的高等教育法案在1962年获得通过，尽管参众两院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分别通过了它。但由于总统的耐心，新的有才能的教育总署署长弗朗西斯·凯佩尔的坚持，以及全国教育协会的较为建设性的领导，1963年的高等教育法终于制订出来。它授权在五年期间内给予大学的补助比根据大学土地授予法在一个世纪内拨出的款项要多几倍，并且为几十万名学生提供了教室，每年还提供二十五到三十所新的地区性学院，十到二十所新的研究中心，几所新的技术学院和更完备的大学图书馆。同年实施的另一项法案向医科学校和牙科学校提供了类似的援助。

①总统，还有教育、卫生和福利部及司法部的一份简报得出结论说，宪法和传统使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