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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红卫兵的时候儿，没糟践过人吧？我是说……女的。”虎黑子迟疑地问道。

“　绝没有。”谭卫国斩钉截铁地回答。“当时十七八岁的孩子可远没有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开放和早熟。那时候儿时兴拍婆子，我也拍过，那女孩子儿是二炮的，人特漂亮。因为西城一人儿想戗行（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意为抢别人的女朋友。），还碴过一架呢，我把那小子给捅了。我们那会儿除了互相搂搂抱抱亲个嘴儿没别的，撑死了也就是找个地儿刷夜（刷夜：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意为也不归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肉体关系。大院儿里的孩子拍婆子一般都这样儿，属于朦朦胧胧的纯情接触。拍婆子在当时也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时尚，应该算是属于精神层次的亲近，它跟带（带：专用于文革时期的俚语，意为男性与女性相好。）圈子（圈子：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含义与女流氓接近。）有天壤之别！婆子提供的是精神愉悦，圈子提供的是肉体享受。要玩儿就玩儿高境界高档次！”

第三章　人生极乐　（18）豪迈少年时

“没想到，老红卫兵除了残忍也有情调儿！其实，精神上的占有比肉体上的占有更崇高更伟大，也更值得回味和留恋。”金兆枫感慨道。

“您当红卫兵的时候儿参加过造反和武斗吗？”左思南问。

“　参加过，说没参加过那是撒谎装孙子！我不像有的人，好多手里有命案的闯将后来都把自己说成了文革的受害者，Cao他个妈的，一想起那些事儿我就想骂他们丫挺的，一堆没脸没屁股的王八蛋！那年头儿里，我干过好事儿，也干过糊涂事儿。说出来你不信，当时的精神老是特疯狂特高亢，干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在忠于毛泽东！年轻无知，少不更事啊。”谭卫国略带忏悔地说。

“幸亏您上山下乡了，要不然的话，指不定得犯多少罪呢！”虎黑子气不平地说。“文革那时候儿，红卫兵全他妈疯了，整天打人斗人，我当时刚上小学，打也打不过他们，可我从心里恨他们！”

“　插队第二年，我回过北京，呆了半个来月——我爸因为路线不稳，挨完批斗就给下放到外地的农场去了，我是回来给他送行的。”谭卫国接着说道：“那些天挺孤独的，大院儿里的朋友不是插队了就是参军了，所以，我就偶尔拎着冰鞋去什刹海冰场滑滑冰。当时的什刹海冰场是北京各路江湖好汉的聚集地，你们太小了，体会不到。”

“Cao，有什么体会不到的呀？！”虎黑子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一帮老泡儿在那儿逗咳嗽耍流氓嘛，军呢子大氅儿、羊剪绒帽子、脸上再糊一大白口罩儿，看着还挺壮门面的，实际上没几个硬货，碰上不要命的照样儿吓得尿裤子！一句话，只要是鸡芭，再长再硬也打不死人。我小的时候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就一样儿，我从来不叫朋友帮我背黑锅，也从来不打比我小比我弱的人。您可着四九城儿打听打听，有几个真正的顽主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谁都甭跟我牛Bi！我是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以后才走正路的。”

“唉，真是本性难移呀！”金兆枫笑嘻嘻地讽刺着虎黑子。“一遇见合适的土壤和温度，你的流氓意识就会跟良种似地生根发芽。哈哈哈哈……闭上嘴，老实点儿。”

“得，我又错了。”虎黑子知趣地一缩脖儿，不说话了。

“　我去陕北那八年里，一共才回过五趟北京。那几年，北京出了好几拨儿有名的顽主，有的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70年回北京的时候儿连吃了两回老莫儿（老莫儿：莫斯科餐厅的昵称，始自文革。），在那儿碰见过好多过去的朋友，都是耀武扬威的。我返城以后，在知青办托人把我分到了博物馆。工作刚安定下来，原来的几个社会朋友就找我来了，可是，我不想跟他们混，陕北的那几年苦日子早就把我的脑筋变得又死又硬了，我当时就想好好儿工作，熬到退休算了。我参加过77年的高考，没考上，到现在还恨自己呢。我原来大院儿里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当官儿了，都够得上行政十三级了。”谭卫国把经历说得极简洁，尽量躲避着过于敏锐地表述。

“您那些当官儿的朋友们文革的时候儿是不是都是好孩子呀？不会经常犯错误吧？”左思南边喝饮料边问道。

“哪儿啊！我原来的朋友都算不上是好孩子，净是军挎里装着凶器就上学的。瞧瞧人家现在，军队的，机关的，全是大干部，满口的国计民生。哈，细一想啊，这些人的人生也太有看头儿了，活得都掉了个儿了！”谭卫国感叹道。

“　列宁不是说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