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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当然，春节还为许多已经进入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回归封建国度的机会，赌钱、酗酒与无所事事成为这一时间的价值主流，也让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嘎然而止，几乎可以令所有现代文明在短短几天之中荡然无存而至崩溃。而至于年年必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是一个难以为继的传统大观园，很明显地，它的新鲜度已经在这个新世纪中发生了剧烈衰减。凡此种种，不一而尽，每逢春节来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堕落的那一部分，很能够变得扬眉吐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此来看，这样的中国春节，是可以做一个告别仪式了。

满汉文化的再融合（2）

这样的一番谈论，算是笑言。而就在1644年，中国的历史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濒于灭亡的中国社会在准备步入现代社会之际，被来自白山黑水之际的满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更替了，并由此而开辟出另外的一个满汉交融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史书上常称的中国历史的简单嬗递，而是汉文化的再一次断裂和外来文明所施与的多民族文化的再一次融合（这种融合仍然是被动而非主动与能动的）。

满清入主中国，除了这其间所应有的历代王朝更迭所有的史事之外，发生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件，对于满清巩固其王朝地位同时也对打击中国文化传统均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围绕此而延漫了二十余年方才最后平息了风波。此事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由摄政王多尔衮所颁布的“剃发令”。此令一出，激起了满清与汉人之间的剧烈冲突，而满清对于剃发令的执行也异常坚决，以致发展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极端。继而，多尔衮又颁令，所有国人着装也必须遵从满清朝廷的服制。在江苏江阴，“剃发令”导致了整座城市的集体反抗，汉人高呼“头可断，发不不可剃”，在长达81天的时间中抗击清军数万人的围攻，直到破城之后仍无一人投降，最后被清军屠城，城中仅余53人。这样的抗争与屠杀事件，在汉人集聚地屡屡发生，直至一代人之后方告平息。

我在此无意批判“剃发令”与“着满服”，也无意对由此而发生的两个民族间的悲剧作出道义上的评价。从历史的理性角度来看待，当一个拥有极端权力的势力产生时，这种单极价值的社会系统总会发生类似的悲剧，或者说，此乃一个极端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将满清换作成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其对于明朝旧制的惩治也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满清与汉文化的殊然差别，因而要求了整个传统社会必须对这样一个极端政权作出更加巨大的牺牲。如果将这一单极社会的价值观延伸二百多年以后再看看，再度由汉人而起的辛亥革命中关于“剪辫子”的举措，也同样有着相同的伤害性。那时候，满汉早已和睦一家，留辫子与着满服已成社会风习，所以，“留头不留辫”反过来又成为新一轮的文化风俗革命。纵观中国的历史，在缺乏中心价值的单极体系中，王朝和国民，都是翻来覆去地重复着权力和这种与权力相关的日常生活约制的改变，从而整体上失去了国家的真正价值方向。

这种失去中心价值方向的文化融合也产生出它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往往也是机械主义的。我们在讨论一件事物并希求得出结论的过程中，经常都会发生因对事物采取的价值判断不同而产生出各自相去甚远的结论，将此一点放大来看，这也是一个社会与国家发展在价值取向与行动结果的决策与因果模型。但凡人类，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古人还是今人，当代还是未来，都会面临因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引致结果不同的差别，在一些涉及重大利益和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领域等关键目标上，这种差别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恐怕也是人类深为苦恼的一桩大事。而在此，在选择机械主义与有机主义之间，选择有机主义则将更倾向于一个可能好的结果。

失去中心价值方向的文化同样也会产生出令后人们深感诧异的结果。这种结果在清朝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如果将这种文字狱放在今天，很显然这将是触犯法律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原告者，并以此捍卫自由舆论的权利，然而在三百年前，这样的事例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中由于它的单极系统而导致的专制集权所必有的一种文化反应。而从人本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不宽容。事实上，这种不宽容早已在二千年前的秦始皇的朝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到了满清之际被发展到了文化专制的极致而已。

满清之所以将文字狱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少数民族成为中国君临天下的皇帝，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