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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支天雾地。其他床上单个儿的人照睡。忍受地听着那边床棚滋滋的动静声。而在城市的学生们，已感到将要插队的阴影，他们开始预###些后来的乐趣。有一次我回城，借用一个朋友家，写我所谓的作品时，正听到朋友读高中的妹妹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板壁那边的床上，嘻嘻哈哈的。只听朋友的妹妹笑着叫着：

我又不是他的屁股，你摸什么摸！

再推溯到上面一个时代。我在乡村的时候，常有隔着几里地或十几里地的老人，相见一处了，聊着陈年烂谷子的事，说到一个个熟人的名字，往往都在后面加注一句：努，和某某人姘着的喂。于是印象深刻地记忆起来。脸色深红带黑满是皱纹晒成硬皮的老头老太，坐在小竹椅上，说早年的风流事，是那么自然。那时我便想，男男女女之间，本也是互相吸引着的。女人同样充满着情欲。无所谓陷阱与猎人，无所谓被动与主动，无所谓需要与奉献。运气不好的是我与我以上十多年的那一辈人。被压抑了情欲的男人，和同样被压抑的情欲并显着假模假式假正经的女人，以致压抑成了习惯，成了天经地义。

社会的面目是正经的，社会舆论的惩罚形成了一种禁忌，使男女之间的事儿变得污秽可憎。然而那性爱自由的空气，依然偷偷的流动，暗暗地腐蚀着。根本的是我，是我自己，是我的性格和我的心理。我老实而胆小，我怯弱而无用。也就以一种小陷阱的得手而沾沾自喜。

如此叙述一番，我也就省略了许多后来同样设置陷阱的小情节。我有一度认为，只有在那种小情小态的表现中，文学才显出柔和的美来。然而我清楚，在我落笔的时代中，人们对些已显得很不耐烦了。他们需要快的节奏，需要快地知道结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而需要，而是他们有的才需要。文学变成了一种认同的需要。我无可奈何。这使我常常在想，我整个作品的情节是应需要而虚构出来的。我的主体性变淡，同时，完全失去了对于自我记忆的价值。

我的父亲到乡下来。他刚获准能离开故城的住所。我记得我是和红娣一起去十里外的镇上去接父亲的。我和她有十里路单独相处的机会，但我记不得我说什么做什么了。也许我什么也没有做。她领着我，穿着田埂。她身形轻盈，笑语快步。天空一片湛蓝，田野一望无边。我充满着喜悦。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接近她，但我心里有这种感受：她是我的。

唯一使我不安的，是她和我同宗。她姓我同样的姓。她的祖辈和我的祖辈过去曾在一个祠堂祭祖。我心中有兄妹乱伦的禁忌。也许我和她已隔了五服。没有人在乎这一点。堂嫂已不止一次拿我和她开玩笑。她并不顾忌地笑着抗议，她根本不懂得假模假式，而我则显得一本正经。

父亲立刻有所察觉。父亲老了。那时父亲就老了。使我每一次离开城里，都怀有一种永别的恐惧。一路上父亲默默地让我和红娣有靠近的机会。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风流的。这是我落身到乡村以后，落到他年轻时生活的乡村里，才确定的。关于父亲，我可以写一本书的。但我不会去写。古人写到父母的姓氏，往往会略去一、两笔。我心中深爱我的父亲，我也就略去了父亲的态度。那一路上，我对与红娣同姓的顾忌，多少是消除了。

父亲的到来，使我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所。父亲说，堂兄家现住的两间半瓦房，有一间半是祖上留给他的。这明白无误。村上年长的叔伯一辈的人，都能做证明。堂兄自然也清楚。堂兄说，他根本没想到。堂兄说，父亲离开这么多年，要没有他家来居住，房子早坍了。堂兄说，难怪村上的人笑他，说他为我插队起那么大的劲，最后是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乡村里，我才真正地懂得，世上的道理是各种各样的，听上去都是对的，确凿无异义的。父亲要回了一间房。他给了堂兄一笔钱，让他另搭了一间属于他自己的草屋。父亲找了一个瓦木匠来，把朝南的一面墙拆开，立了一扇门。并把那间窄窄的小屋隔成了两半。里间正好放一张床一个木柜一张凳子。外间放着饭桌又支起两眼的灶来。比起城里的家来，要亮堂宽敞得多。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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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床的故事　第一部分（24）

下乡来的父亲出门便和人打招呼，到处有迎着他的笑脸。许多曾有宿怨的乡里人，也都和他笑嘻嘻地说着话。也许是几十年相隔的岁月，使那些宿怨都淡化了，另一方面，在城里不久还被批判的父亲，到了乡里，多少显出是衣锦荣归。虽然在堂兄嘴里，我多次听过说父亲在村里口碑不好的传闻。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红娣和我单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