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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在美元体系的保驾护航下膨胀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美国式消费资本主义的恶果之一便是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以外的国家都被绑在消费主义的战车之上。到头来，成也消费，败也消费。消费主义的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寄希望于美国消费的复苏。

从制度上讲，美元体系成为美国透支美元信用、无偿占有他国生产剩余、并轻易赖账转嫁危机的吸血管道。在这一体系下，产油国、亚非拉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生产国只能开动机器向美国出口，换回时刻有贬值风险的美元，还不得不把大部分贸易盈余投向美国的国债，从而第二次承受风险。尽管世界各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我们依然看不到改革的迹象，想改变美国的美元霸权地位，谈何容易！

从器物来讲，更可悲的是，在全球“生产—消费”链条的运行中，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被推高，导致上述生产国贸易部门成本提高，贸易条件恶化，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不可能幸免，由于其经济的脆弱性，他们所受冲击更大。一旦经济危机蔓延，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而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更让生产国的气候与环境雪上加霜。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数症并发，各国都难逃一劫。“狼藉残红”，落花满地，大浪淘沙，到最后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世界的老大。

中国经济身处其中，难以幸免。30多年以来，中国依靠开放、改革、二元结构、地方竞争“四轮驱动”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大幅度下滑，内需不振，就业形势严峻，创造中国奇迹的驱动力明显乏力，并且已然不可持续。靠盖房子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危如累卵，靠做衣服支撑的大国经济极其脆弱，靠血汗工资支撑的贸易模式受制于人。

当前，全球再次进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时代，中国紧随其后。我们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宽松经济政策依赖症。即便我们通过老办法（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克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么以后呢？短期看，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政策必然被政策执行者落实为增长第一；长期看，没有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上一个困境走了，下一个困境又来了。10年前的问题我们当下依然存在，10年后的困境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期。

如果说中国奇迹的产生靠的是观念、体制（制度）、模式（器物）的创新，那么克服当前困境和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仍然在于创新。创新不仅仅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更是对我们发展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改变。

从观念上讲，发展至上的价值理念必须得到改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得与失，制定突围的长期战略，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植于工业生产之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无法应对信息经济和低碳经济潮流之下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挖掘*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理论的现实价值，创新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指导思想。

从制度上讲，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必须打破制约改革的种种藩篱。没有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内需就无法真正启动起来；没有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科学发展观就无法真正落实；没有医疗、教育、铁路、金融服务等国有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国内统一大市场就无法形成。

从器物上讲，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新兴产业引导，下一个30年的中国奇迹就很难被创造出来。我们根本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依靠消耗资源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已经付出了资源、环境、气候和国民健康等巨大代价。

俱往矣！

尽管我们还无法清楚地描绘未来几年、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支撑世界和中国发展的观念、制度和模式必须改变，中国必须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动力。很显然，能否创新我们的发展理念、制度和模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也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次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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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的逻辑

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货币是件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