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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受到很大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有很高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其次，欧洲主要国家能源消费已经从煤炭、石油转向天然气，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再次，欧盟东扩后，新加入的东欧国家由于经济下滑为整个欧盟减排扩大了空间。最后，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问题提高自身软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抢占道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于美国地处中纬度地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加上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在参与减排方面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目前美国已经有5个州设立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加州政府更是制定了减排25％的目标。

由于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没有就减排承担规定的义务，这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不满。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重要借口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要承诺更多减排份额，欧盟也一直在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义务。减排也因此成为美中关系、欧中关系的重要议题。

新的全球问题急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来应对，这个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在哪里呢？

相互依存，实现气候安全

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在2008年7月份八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已经于近期发布，这份报告将“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此次八国峰会还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参加，形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