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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议谨慎从事，或者至少等当天股市收盘后再辞职，以防止再次出现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紧张而压抑的讨论当中，路宝来公司向吉尔伯特传来消息，说该公司撤回向他购买大笔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这是对吉尔伯特致命的一击。午饭时会议中断，他没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他的银行保险箱取了8　000美元现金，订了晚上7点30分飞往巴西的机票。既然他最后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决定开始真正的流亡。巴西当时已经成为走入歧途的美国金融家们的长期避难所。已经来到这里浪费时间、吹嘘过去、玩纸牌和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的有：出身富贵的公司窃贼洛厄尔·比勒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大盗窃犯本杰克·凯奇（BenJack　Cage）；出身贫寒、专门贩卖虚发银行股的年轻股票经纪人厄尔·贝尔（Earle　Belle）。吉尔伯特肯定不愿意与这些滑稽透顶的无耻之徒混在一起，后来他一直骄傲于一点，那就是他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还是与他们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让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与巴西这样与美国没有有效引渡协议的国家建立司法关系。

下午2点30分，布鲁斯公司董事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吉尔伯特又回来了，冷静而自信。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推迟公开宣布他的辞职，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离开美国。只要推迟到7点半！他乞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他解释说他正好需要5个小时联系最后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经过另一轮冗长而激烈的争论后，董事会同意了，吉尔伯特又松了一口气。当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虚构的。他大约5点30分离开他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假装去见作为他最后希望的放款人，并说将在7点左右带着最后消息回来。在其他董事紧张地等待时，吉尔伯特雇了一辆豪华轿车，接上他的父母，他们陪他到了艾德威尔德机场。哈里·吉尔伯特说，在车里，埃迪“歇斯底里地发疯”。但到达机场后，他冷静地支付了机票钱，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飞往里约热内卢的班机。飞机因为某种原因推迟起飞，让他最后害怕了一次，但8点刚过就起飞了。

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里，董事们越来越担心。8点15分，他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报告他们了解的一切情况。已经太晚了。8点30分，埃迪·吉尔伯特的飞机到达飞行高度向南飞去，哈里·吉尔伯特给布鲁斯公司的董事打电话，遗憾地告诉他们，他的儿子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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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对平静，只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巴卡巴纳区找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寓，经常不刮胡子，避免去夜总会和赌场，有时写写信，做点当地生意，还学习葡萄牙语锻炼语言技能。（他没有为自己配备有司机的卡迪拉克。）永远爱他的父母时不时给他寄钱。“我无法面对别人。”他对去他那里拜访他的《纽约时报》的罗森特说。他还坚定地说：“我会用整个余生偿还一切。”同时，人们有时听到他把他的彻底失败归罪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罗兹、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无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总统。他对一个国内来的拜访者抱怨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们告发我，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的逻辑，也是那些继续忠诚于他的朋友的逻辑：如果不是他的债权人不合时宜的不耐烦，以及股市5月的崩盘，吉尔伯特就能够把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发之前偿还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并成为英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符的逻辑。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债务超过资产大约1　400万~1　500万美元。不论是最宽大的债权人，还是最风调雨顺的股票市场，大概都不能永远保证他不因过度的野心遭受惩罚。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盘只是加剧了他的陷落。

同时，在国内正进行着毫无意外的揭发和毫无体面的争吵，竟然成就了一种虚假的体面，与孤独地流落在外、把时间花在葡萄牙语语法上的吉尔伯特形成强烈反差。6月底，布鲁斯公司谋求并获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尔伯特夫人私自处置他们夫妇二人拥有的家具和艺术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　的《维纳斯梳妆》（La　Toilette　de　Venus）和《丘比特与普续克》（Psyche　and　Cupid），它们在禁令申请中价值万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价值万美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