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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她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的。正如1947年秋她给费慰梅的信中写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其实,在时时面对死亡的日子里,林徽因心境虽无太多悲观,但下意识里也为人生之终做了某种准备。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在住院期间,她曾托人捎话给徐志摩元配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说,张幼仪也无从知道。但从当时的情境来看,林徽因无疑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以了结她与徐志摩20多年的情感纠葛。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历史记载了她生命的最后3次拼搏。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高庄等同志组成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唯一的女性,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是在病中完成的。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一致通过了梁、林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而她已病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这个代表中国艺术极高成就的国宝工艺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发现、发掘、设计、制作,才在新中国不致失传而发展壮大的,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谁能相信这时的她已是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到肠而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的人呢?第三次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须弥座的浮雕设计,这也是她生命最后的英雄乐章。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1954年,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大学移居到北京城内。1955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先后住进了同仁医院。这年春节,他们便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春节过后,梁思成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常常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眼看着徽因一天天地衰竭,他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守着徽因,拉着她的手,期待着像从前一样,帮助她挨过这个关口,让生命重新出现奇迹。
3月底,林徽因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院组织了最优秀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拼尽全身力气呼喊着梁思成的名字,但发出的声音却极其微弱。护士走过来,俯身问她需要什么。“我想见一见思成。”徽因的声音极其微弱,但十分清晰,“我有话要对他说。”“夜深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护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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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2)
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当夜色一点点褪尽,曙光一点点透进病房时,当清新的晓风拂过白杨,纯洁的晨光照彻天宇时,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当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她的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坐在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狂热追求过林徽因的金岳霖一贯冷静、理智,听到林徽因病逝的消息后,也悲伤得肝肠欲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膊中,似孩子般放声痛哭,哭过之后,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别具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同气势: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灵柩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的浮雕,石刻的牡丹、荷花、菊花图案同样象征着这个为信仰拼尽一生的知识分子女性的高贵、纯洁与坚忍。她也是一位英雄,是千万个为理想献身长眠于她(他)们曾爱过走过的大地上的英雄中的一个。“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永远膜拜/膜拜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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