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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途，对禅宗精神境界缺乏体证，作为历史学家的胡适难以想像禅宗超出具象的“非时间性”。铃木说：“历史与禅都关涉着时间，但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对于非时间性毫无所知，甚至把它当做一种虚构；禅却反要贯穿时间与非时间。禅的生命呈现在时间与非时间的矛盾。”　引自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３１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 这两种倾向代表了禅宗研究中的重要倾向。直接或间接受此影响的禅诗研究，要么采取完全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禅意的感悟；要么一味沉溺其中，遇到不可解的公案、诗句，采取“反逻辑”、“反理性”的方法，使人读来仍然难得其解。

这种情形在对诗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明地凸显了出来。研究诗禅关系的著作很多，然而能够得其要领者似并不多见，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夺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浑沌，一点也不明朗”，“诗与禅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进一步加以探讨，是不可避免的。我并非此道专家，但是对此道的文献却确实阅读了不少。可惜的是，就我浅见所及，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季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些机锋的语言，看来五花八门，但是，据我看，纲只有一条，这就是中国汉语的模糊性。”季羡林《作诗与参禅》，见《禅与东方文化》第１页、２１页、３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这是非常客观的看法。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禅语完全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与禅僧普遍追求语言的新奇、玄妙有关。支持者谓此类禅语是禅师启悟学人的“断流语”，反对者则认为是迷惑人的故弄玄虚。岳珂《？史？解禅偈》：“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　禅诗研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模糊性”中的禅悟内涵。阿部正雄指出，禅虽然超越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理性：“所谓一旦从理性或哲学上去理会和表达，禅的‘认识’‘悟’就衰退的说法，必须说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禅悟，即使它经过严密的理性分析和哲学思考，也决不会被毁坏。相反，分析有助于给自己阐明这种认识，并进而使人们能把这种认识的精微之处传达给他人，即使这要通过语言的中介。”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第２９页，张汝伦、王雷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有鉴于禅诗研究现状，本书尝试采取的方法，是理性与悟性并重，既入乎其中，进行直觉感悟，以心印心；又出乎其外，进行理性反思，冷静审察，以揭示禅宗诗歌所蕴含的佛心、禅韵、诗情。古哲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悟性、理性等角度启发了笔者的思路，激发了笔者的灵感。虽然它们有或偏于理、或偏于悟的倾向，但将之统一起来，则可铸成理性悟性兼利的双刃剑。本书力图站在禅本义的立场上来论析禅宗诗歌，尝试运用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新思路来进行阐释。本书以禅宗诗歌为主体，探讨其表现的禅悟境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探讨的禅宗诗歌，是指广义的禅宗诗歌，包括禅僧上堂说法时大量运用的偈语。与纯文学性的诗歌不一样，禅宗诗歌的着眼点不在于语言文字的华美，艺术技巧的娴熟，而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因此，本书的重点也放在这里，书名《禅宗诗歌境界》，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禅宗诗歌是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的载体，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体证“本来面目”是探讨禅宗诗歌境界的逻辑起点。“本来面目”就是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本心。禅宗指出，随着二元相对意识即分别智的产生，人们逐物迷己，迷己逐物，清纯无染的“本来面目”遂受到情尘意垢的障蔽。为了重现　“本来面目”，必须“不思善，不思恶”，抛弃一切相对的知识。慧能的禅偈指出，本心如同“常清净”的明镜，即使蒙受灰尘，仍不改其清纯明亮，这就使得　“本来面目”突破了存在于遥远彼岸的“清净”的预设，而焕显为现实生活中的　“灰头土面”，即俗即真，即凡即圣，即色即空。

与“本来面目”相关的著名禅语是青原惟信禅师见山三阶段的论述。见山三阶段表达了禅宗独特的审美感悟。第一阶段包含“原悟”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