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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看着他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我心中总是涌现出一种深沉的怜惜。

我的崇洋媚外势利病，就是这样被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治愈的。

当下人们之间的往来话语，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沟通的语言都陷入混乱迷茫中，昔日那种心灵之间的充盈的快乐，早已遭到无情地抛弃，人们相互间基本的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解体过程中，无论是友情、亲情抑或爱情，都在异化中朦胧不清。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1）

从宏观角度观察，当代社会的势利与昔日社会的势利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

最早对人性中势利因素做出历史性判断的，当属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难以想见的。由于从来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中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

所以，在那样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享受一种安天乐命的宁静感觉，很少有改变自身命运的焦躁感和紧迫感。

正是所谓“*”的潮流兴起后，舆论突变，平等的概念风起云涌，即使最底层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能成为亿万富翁、大将军或者大总统。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过高的期望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让人群中不断产生对于他人高于自己而发的嫉妒和仇恨，进而使得人们变得沮丧和消沉，产生对自我身份的无比焦虑。

从中国的历史来讲，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其实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头变化大王旗。从此，先前安贫乐道的平民阶层开始莫名的躁动：既然土匪头子们都能割据一方，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富贵！1949年后，“当家做主”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然改观。在20世纪火红的60年代，“*”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残留的所有等级区别一荡而尽：教授变成了“臭老九”去扫厕所，干部变成了“当权派”被押到台上侮辱批斗，从前的所有“高级人物”都要坦白认罪，身份和权力成为了“原罪”，连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剥夺了他们传统的宗教外衣，沦为新时代的“贱民”。也正是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贵族、特权、等级以及所有曾经在中国社会发生过正面效应的温情脉脉的因素，皆被扫荡无遗。

社会等级和阶级的藩篱，从那时起全部被拆毁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实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所有底层的人或者从事底层劳动的人，都再不会安于他的本来身份。在追求平等过程中，日渐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这种地位和身份的焦虑，最终达到病态的地步。如果听到哪个同学如今的官职比自己高一级或者或者哪个儿时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挣几万块钱，人们往往心如刀绞，在道贺和佩服声中，暗暗涌起浓浓的胃酸。

正是群体的比照，让我们失去了往日心态的宁和，增加了其实莫须有的不幸感，焦虑、愤恨、猜忌、烦恼、仇恨，接踵而来。特别是“唯物”的教育告诉我们，人只有今世，“来世”乃宗教的鸦片。在这样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一定要及时行乐——如此，又有谁能不躁动呢？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亚仁兄那种拜墓的举动，才有了我对我老梅家寻根溯源的冲动——无他，既然我们在这个崇拜精英的社会不能招人羡慕，总要找些自我安慰的东西。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2）

因为，在盖茨、潘石屹、王石、冯仑等等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书到处热销的时代（机场的售书点就是个最典型的群氓势利展销台），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狂热地步。

当然，最早把奢侈和财富两个概念加上正面光环的，是继曼德维尔和休谟之后的亚当？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而我们东方的儒教道德，也很简洁：“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