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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电视时代，你即使写出一本《*》外加《红楼梦》，如果没有上电视，你也算不上真正的“名人”。

但是，我本人真的不愿意上电视露一把我那张俊秀的大脸！动机呢，绝非是一些知识分子假清高和故意“不合作”的高姿态，而是出于很简单的考虑：

如果赫连勃勃大王在电视上混得熟头熟脸，以后去东莞坊间喝花酒怕被人认出来！

我唯一的一次破例，是香港某电视台要拍《曾国藩》的纪录片。这个片子中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篇幅，我恰恰对洪秀全、李秀成等人特别有研究（我的专著《极乐诱惑》是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权威批判性作品），由此和导演一拍即合，觉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深揭狠批一下“拜上帝教”，故而我最终放下身段，同意上电视露一小把大脸。

纪录片的摄制组专门从北京赶来，一共三个人，告知我，他们在一个酒店房间“恭候”我。入得酒店，进到房间之后，我刚刚坐下，忽然呼啦啦窗帘被拉上！

面对黑糊糊一片，当我正恍惚着害怕自己落入绑架魔窟之际，一个估计有3000度的大射灯打开了，非常不客气地直接照在我脸上。

而后，制作人浑厚的男低音在我对面响起：“梅先生，不要紧张，别眨眼，看着虚空就可以，请按照我的提示回答问题……”

往好听里说，是录制节目。但此情此景，不和传说中的虐审经济犯一样吗？而且，经济犯还可以面对大灯抱着“死了我一个富裕一家人”的信念而宁死不屈不开口。作为被访者的我，可就太倒霉，一定要迎着强光，不停让脑子飞转，回答着对面记者深思熟虑后写在纸上的一个又一个提问。

更可怕的是，那个大灯功率奇大，烤得我满脸冒油，喉咙生烟。

有了此次被“凌辱”的经历，一朝被人靠，十年怕香蕉。此后，我就再也不敢做电视节目。到电视台就更不去了，因为我有幽囚恐惧症！

试想一下，待宰羔羊一样，被人诱引到一个密闭的、吸音的小黑屋子。大灯小灯照着，被看不见脸的摄影师和导演吆喝着，脑子一团粥，脸上一团笑，还要展现出好似生命中最后一刻所要呈现的大智大勇的笑意。在被光速激动得亢奋的情绪下，做出一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样子，坐在那里胡说八道，满口的潜规则、万历十五年和各朝各代的政界往事，这，确实是不小的精神折磨。

丧钟为谁而鸣？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的观众爱看电视节目呢？这种根本缺少真正悲欢离合逻辑的屏幕，干嘛能吸引那么多群氓每天自愿坐牢一样呆坐在那里盯着人影傻笑呢？

电视节目，在群氓眼中，是浓缩的、蒸馏过的纯净人生，是他们梦想的景象。在屏幕中，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可以发现随意改变的宿命，可以和幻想重逢。生活在这个无比拥挤的世界中，只有在屏幕前，我们才能感觉到一种假想中的安全，才可以躲避生活林莽中的交叉火力。社会是冰冷的，漫无边际，找不到个人理想的交汇点，如同漫漫宇宙黑洞中的星云那样杳不可及，蕴含着持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巨大压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电视！电视！电视！（2）

但是，在电视的彩艳荧屏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人的欢乐，构成我们欢乐的源泉；陌生的世界，变得亲切而熟悉；不能实现的遥远的幸福，变得几乎唾手可得。从前那种被时间、空间隔开的各种人生际遇中难以逾越的分水岭，也已经被跨越，顿呈眼前。

现实的快乐，稍纵即逝。因为幸福和快乐的特质，就是短暂和易于消失。如此，想装满我们快乐的容器，电视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在每次倦怠和麻木涌来前，我们从屏幕上就获取了另外的陌生的快乐和新奇。由此，时间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死亡也显得那样美丽，向死而生的哲学伤痛，被短暂而美丽的欢愉完全治愈了。于是，免于死亡恐惧的自由，作为一种假象，让人觉得非常安怡舒适。

设想一下，在每个时间段内，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台电视机打开着，我们的生活被展现，别人的生活被复制。随着镜头的转化，我们的大脑飞速旋转，但却永远不会深入思考——在电视的侵蚀下，人的思想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深邃。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个画面和镜头，下一个画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的视觉神经，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也正是基于电视这种特质，媒体发现了我们的注意力是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眼球经济’或者”注意力经济”的发端。

谁吸引了大众群氓的眼球，就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