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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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