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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妈妈绵延起伏的山峰紧紧地围着我，一般这三十五华里，我要走上六个小时，才能到达爸爸哪里。冬天的寒风肆虐地吹着我这瘦弱的身子，脸和手都觉得有些麻木。

进了大山谷，大概走了五华里的路，碰到了B林场的人做了一辆新水牛车，去搞什么献礼。哪大水牛的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大约有五六人坐在牛车上。他们见我一个小孩子就走了十五里的路，指指点点地说，我知道他们是说我，腼腆低下头走自己的路。

他们走过，我突然记起这牛车我在那儿见过。走了好长一段路，我想起是在梦里。就是爸爸赶着马车来见我们，后来妈妈病重，住进了医院。也许就是这牛车加深了我对哪个梦的记忆。

鸟儿在树枝上喳喳地叫，偶尔走出背阴的地方，感觉这阳光明媚，好像旅途的疲劳也消散了些。

在中午时，走到一个村落边，远远地就能听到狗叫。这时，我会感觉疲倦和饥饿，好像这蓝布书包里的米，也变得越来越沉。但我还得苦撑着走三里多路……我还靠一种幼稚的、天真烂漫的遐想，鼓励自己。有时也会感觉太苦，而偷偷地流下过泪，叫凄凉的感情占据着我的心。

眼前哪座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大山，时时在眼前，但前面的路又在弯曲中看不到很远。伴随我的只有哪流水的声音，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压在我幼小的心上。想到一个人能走这么远的路来看爸爸，脸上又会浮现出自豪感。

我知道我是爸爸、妈妈传递书信的“使者”。一股情况我都是第二天吃完午饭，就返回到妈妈身边。

身边，没敢跟妈妈说，怕她下次不叫我去看爸爸。

这样，我从六岁至九岁的三年多，可己计算里程就超过了二万里。在这个时期，应该说我的“长征”创造的两个之最，就是年龄最小和单独一人，在大山里走完的最多的里程的“长征”。从不到六岁，一星期要走两次医院，帮妈妈去抓中药，一趟来回就有三十华里；另外还要去看父亲一次，一趟来回七十华里，还要躲民兵或红卫兵的追捕。那时人的思想觉悟真高，高到不通人情，回想起来好像有那点残忍。不过我现在还弄不懂，这文明的社会是不是对我是一种“摧残”，可不管怎么说，我为“生长在红旗下”增添了色彩。这种“长征”虽不能说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为父母亲做的，己超出了那时同龄人能做到的。正可谓：

雄关漫道蝉鸣声，触拨童心父母情；

万里行程步当马，六岁独行泪暗生。

你说，这时我还想写什么？只有山灵的美和妈妈体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着我童年成长的梦。我并不想去描写这社会连续不断的丑恶，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野蛮当成人类的精神财富。但现在有人却想弘扬这种人整人的精神，而不是对这种人所共知的这类现象深恶痛绝，我觉得是可怕的！

（十九）　往事　“被捕”

（这是1968年冬的事）

好长一段时间天都阴霾沉闷。天气阴冷，偶尔下的雨里，还夹杂雪花；有一天下午，一霎间的工夫看见太阳，哪误入歧途的阳光，从阴霾里出于好奇，窥探了这群山环抱的大地，像闲极无聊地窥视人间，叫人觉得有些别扭。

这夜里（大概是快要过春节了），我们一家（爸爸在B林场管制）在木棍和草搭的厨房里吃晚饭，有三个带红袖章的女的，在挨家挨户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一家只能养三只鸡，超出得都要没收。我们家也养了三只鸡，那可不行，这是贫下中农的待遇，硬从我们家抓走了一只（这三个女人里面，姓龙的老婆尤其嚣张，并动手打人。这女人姓罗，59年上海来的，在上海做过小保姆，算是出身好。我在《月满》一文中提到过她）。

妈妈说她们这等于是抢。这可不得了，说我妈妈想反攻倒算，又拿得去批斗。这说是拿去批斗，也不过抓去痛打一顿，这种野蛮革命把文明嘲弄，无疑培育了一代暴徒。我那时见到带红袖章的人，就怀着一种恐惧感，无法从脑海里去除那疯狂的凶残。

我那时深感这夜特别黑，黑得叫人感觉有些空荡荡，好像总感觉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河对面的三栋楼里关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并不知道这时社会残酷欲望变得如此疯狂。

过了几天，妈妈要我去B林场看看爸爸，每次妈妈都送我走进山谷。浅浅的水沟里依旧飘起寒气，随着潺潺的流水声，皱皱的小水波，叫人觉得这里有种难言的阴森与寒冷。

当我正要进B林场的大山谷时，大约是早上八点多钟，妈妈单位上的两人追上来，对我进行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