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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他身边走过,他茫然地望了我们一眼,不知他是否认出了我,他曾经扬言要我们家破人亡,(一九七五年)多次冲进我家来打我父母。没有想到命运会开这么一个玩笑。在这里我就不多去描写这户人家了,大家如有机,可去看《企业女干部》,那里会告诉你们一切发生的故事。我在《序》中这样写道:“我怀着的悲痛与孤独,咀嚼着这段苦涩的历史。过去的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走到那倒塌的废墟,伫立在那杂草边的瞬间,人和故事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像是梦幻,故我就写我熟习的故事。”
“他也算一户?”我问小夏。
“是的。”他回答,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开玩笑地说他只能算半户人家了。
“还有就是一对萍乡知青和小朱夫妇,跟我们家一样,买下了林场的桔园。”
这里显然没有值得骄傲了,他们和山一起迎接晨光,一起送走夕阳。我们走到小河边,清澈的河水里映着死一样的树影,恍如那过去了的光辉精髓落到这里面,是丑陋、罪恶、悖德,我不知道。回想起来,仿佛一个伟大的时代瞬间崩溃了,却让有些人触摸到痛苦的巅峰,再也没有控诉的机会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七)往事 舅舅(1)(这是1975年冬的事)
(这是1975年冬的事)
一九七五年的初冬,对我们家来说,也是最难煎熬的岁月。爸爸又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员了,并且跑到省城去告状(上访)。
在这日复一日的蹉跎里艰难地活着,任何一个希望都随之消逝,“运动”也在我们家一步一步地升级。这样,对我们留在家的人来说,自然日子是不好过得。那些人不仅想在政治上治于我们死地,在经济上也同样实行“专政”,停发我父母的工资。
这样,我不得不辍学在家去捡钨砂来贴补家里,因为林场不仅不发爸爸的工资,就连妈妈也只给八块钱的生活费,仅够买口粮的钱。这种时代提供的是“精神之路”,仿佛想把我们一家逼上绝路,就连高呼的口号,在我听来都是晦涩的,好像一种伟大的理想在呼唤,打死我们,打死了也白打死(这年夏天,林场革委会要我说出我爸爸藏在什么地方,我说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被场革委会的人抛进水坝里(此人安徽人凤阳人,成份是贫下中农,义务兵转业到这里来的。他跟“上海青年”的暧昧,我在长篇小说《企业女干部》中,做了详细描写),他们叫喊淹死我就像淹死一条狗。当时我并不会游泳,是怎么从水坝里爬起来的我也不清楚。妈妈找他们评理,也同样遭到毒打!
这一切都使我不由得疑惑不解:为什么是这样?虽说这里的山水很美,却充满了鬼魅的“红色”色彩。而每一场“运动”都对我们家进行肆无忌惮地“洗礼”。在他们每一次的纵欲之后,留给我的是无穷的忧伤和洗不尽的耻辱,同时也知道“寒人”更野蛮。
这一年,妈妈两次住进了医院,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第一次是在春天,爸爸在家,是他去医院照顾的;第二次爸爸跑了,这个重担就自然落在我身上。我在抢救室里守着妈妈六天,终于脱险了。妈妈搬出抢救室对我说,她不能死,“如果我死了的话,你们俩会更苦。”这就是妈妈活下来的唯信念。妈妈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我就带着弟弟回家去了,因为弟弟还要读书(医院离家有二十五里)。
这个阳光下的冬天很躁,很久没有下过雨,大山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青山依旧装点了一些艳丽,但一股股寒风嗖嗖地刮着地面,绿色中也显露出清寒。总场的广播里天天有打倒爸爸的口号(是一个赣州人,本来是下放到农村,因他家里人当了一点官,走后门进了垦殖场。他姓许或徐,当时担任团书记,在场里算是出尽了风头。别看他革命最彻底,却也不过如此,最早离开垦殖场,一辈子扎根山区成了句屁话,或者说成了一句革命到底的谎言。听人说,他是走后门来到场里的。这帮人在回城时,比狗跑得还快),我走到那里都遭人冷眼和欺侮,处在束手无策的两难处境,使我痛苦不堪,心里很不舒服。
回到家里,我除了照顾弟弟上学外,就独自进山去捡毛栗子(当地人叫锥栗),能给家里补充一点粮食。
初冬的早晨,阳光更加体贴这青山。我一边欣赏这红的、绿的叶儿,随风起舞,就憧憬我跟别人一样做人。这时有一对喜鹊从我头顶飞过,喳喳地叫。我的心突然涌起了久违的感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但是什么?我从小妈妈对我说,喜鹊叫是有好事到来,我相信妈妈的话,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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