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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那就得我把赚来的钱上交大队，按照大队年终的工分值，换算成工分记在我的名下，这样肉和汤烂在一块儿，不管是稀啊稠的，大伙一起来喝，这样总不会再眼红吧？”

“这主意倒是不错！”宫桐升憨厚的面庞浮动着笑容，“不过，这样就亏了兄弟你啦！你挣的钱一分是一分，一毛是一毛，结结实实的。咱那工分就不值了，水分太多，你可吃大亏了，家里的（胶东方言，即指老婆的意思）能同意？”

宫学斌爽朗地回答说：“看你书记说的，咱大队整壮男劳力一天不过挣９分，她一个妇女劳力一天不就挣６分５厘么？一个工分最多能值分数钱，６分５厘有多少？做一条裤子赚得钱足够！这样交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对社员们有交代，于自己有好处，她怎么会不同意呢？”

宫桐升蹙眉想想，脚后跟仍然站在宫学斌这边：“咱巴掌大的小村小疃，能有多少人做制服？没营生赚什么钱？没钱买什么工分？”

一片诚心热语，令宫学斌感动不已：“三哥，你当书记的能这么想，我领情了。但是话要说回来，没有弯弯肠子不吞弯弯镰，既然上了缝纫机，我说什么也不能叫它闲着。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你放心吧，我的书记三哥！交钱买工分，只要大队同意，我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无怨无悔。”

就这样，东祝庙大队在人民公社时代首开先河，为社员共同致富而因时制宜，庄严颁布了自已制定的土政策：凡从事手工家庭副业，或买卖经商者，必须按天交钱买出当日工分，交够集体所得，剩余自己所有。公私分明，不赊不欠。

这一土政策，伴随着许多的风霜雨雪，在“一大二公”的夹缝里挣扎生存，表面上看人人端着个小碗，有稀有稠，吃的却是大锅饭，但是，因为本质上植根于群众平衡心理的土壤，倒也不衰不败，颇有些蓬蓬勃勃、茁壮成长的样子哩。

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父亲宫良自从那年被人冤枉和遭人算计，后来三年灾难又死里逃生，身体却大不如以前，特别是常常神志不清，动不动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喋喋不休。眼下挨到全国经济调整时期，家庭状况大有好转，宫学斌和两个哥哥轮番送他去大小医院治疗，钱扔进去不少，病情却一直时轻时重。

宫良犹如一个越野长跑者，鼓足勇气，抖擞精神，许多的沟沟坎坎已经迈过，再过一段平坦之路便会到达终点，可就在将到未到时，１９６４年的夏天，他却耗尽全身力气，轰然倒塌下来。

付出了而没有看到胜利的回报，没有挺起腰杆在村里好好做一回人，这是宫良一生最大的遗憾。开始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三个儿子叫到炕前，话音虽轻，却不容置否：“我死了不能给你们的爷爷尽孝了，光指望你们大爹二爹也不会长远。从今往后，你们孙子辈轮流养活他，但凡有口吃喝，也不能饿着渴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我欠下给老人尽孝的债，你们砸锅卖铁也得替我还了。”

宫良带着满腔遗憾撒手人寰，终年仅６３岁。其实在宫学斌看来，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自己。父亲一生勤俭，终日颤颤巍巍，时时处处赔着小心，又耕种又经商，穷尽一个农民通达财路的所有智慧，除了聊以养家糊口，还培养出宫氏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然而，他这个读书人命运乖戾，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没来得及尽孝；柳暗花明又一村时，正当全力付出，却从此永远失去了机会。这真让宫学斌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6）

“人生在世，父母是天。最好报的恩是父母，最难报的恩也是父母，尤其是过早谢世的父母之恩。”宫学斌回忆起父亲的病故，至今满怀愧疚之情，“说父母之恩好报，是因为老人从不计较，只要有颗孝顺的心，凉水烧成热的就行。说难报，是指孝顺没有标准，永无止境，不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付出再好再多都不会过分。我父亲去世早，当时有孝顺心没孝顺能力，所以总觉得太亏欠了，这个恩难报也没法报了。”

大概正是基于人们这种普遍存在的遗憾情结吧，胶东人民为告慰已故者的在天之灵，通过一些人的想象，给活着的人创造出许多规矩来控制自己，渐渐地便形成传统的习俗。当时，东祝家庙还没有实行火葬制，所以人死了必须在家停尸三天，儿孙们披麻戴孝，焚烧纸钱，跪地守夜，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如果家底殷实富裕，雇吹手，也雇道士，这在农家百姓眼里，便是最懂礼节、最尽孝道的了。

亡羊补牢尚未晚，宫学斌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