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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俄专的首届毕业生。他是解放前夕文理分科时高中文科班的学生，中文水平很高。52年刚分配到南京市工作时，正是中苏关系最红火的时候，也是俄语最吃香的时候，先在市公安局外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转到中学从事俄语教学工作，业余时间还经常应约翻译些应时的文章，真是年轻有为、春风得意，风光得很。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上俄语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下降，他也把注意力从教学、翻译并重的方向转向集中精力研究俄语教学，并取得全国教育界中学俄语教学第一人的美誉。说来也奇怪，朱老师古文根底很好，有点私塾先生的味道，说中文有很重的安徽地方腔，有些木讷；平时在办公室里很少，或者干脆说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俄语。可是一进课堂，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他简短、流利的几句开场俄语，就可以引发起同学们接二连三侃侃而谈的俄语对话，把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并且贯穿始终！听他上课，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先进的教学法！他对俄语教学倾注了多年的心血，编写了简易的俄语会话手册，使学生们能在有限的单词量内进行丰富的日常口语对话。他的这份心血，加上对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我听过他几堂课，虽然他是教俄语的，与我们英语教学风马牛不相及，但听他讲课绝对是一种享受，好像是在看一位著名的导演，指挥若定、胸有成竹地安排学生们表演一样！？市教育局组织全市部分俄语教师来听他的课，大家都以为是作秀，早已操练好了的！其实不然，真是真功夫，“非一日之寒”！以后，局里搞了几次突然袭击式的听课，不事先通知，突然驾到，使你根本无法准备；结果依旧在作秀，使他们解开了自己的谜团，也不得不赞叹、佩服朱老师教学功夫的深厚！（因为我更多地是听英语课教学，对比之下，相差甚远。）与朱老师相比，在教学艺术和方法上“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就不去谈了。但克尽教师的职责，孜孜不倦地学习，还是得其真传的！

就这样，我们这批分配在全市各中学任英语教师的青年人，边教书、边学习（继续在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大学英语），同时也期盼能早日转正，像其他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一样。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二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三年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谈不上这个问题了！在文革中，经了解，当时教育局的领导，在方便地解决了中学英语师资缺乏的问题后，根本就把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出路问题置之脑后不闻不问了，致使编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不提出、不考虑的问题，就成不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到文革结束，72年才终于解决了这一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问题何在？没有制度？官僚作风！权利大于一切！历经十年，青年人步入了中年，都成了各中学的骨干英语教师了，虽然问题最终解决了，但是回想起来不免叫人寒心！难道一个人的命运就能这样让人胡乱地摆布！而且没有人负责任！谁的错？只好怨你投错了门？！这真是一个不可以引以为训的伤心、惨痛教训！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派性斗争，文攻武卫；69年复课闹革命，其间又历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各种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是个没有派性的“逍遥”造反派，虽也被比较熟悉、接近的学生拉进了“827”（当时南京二个造反派组织，红总和827），领个红袖标，但从未过问、参与组织的任何活动；67年，二派派性斗争激烈，文攻武卫期间，公交瘫痪，无法上班，我就“逍遥”在家了。

69年复课闹革命，积压了4届的小学毕业生同时进校，按当时军宣队的做法，4届学生分别编为4个营，每营10个班：66届的为4营；67届的3营；68届的2营；69届的1营。3届初中毕业生，大多下乡插队去了，少数升高中的学生编为直属连，共4个班。4届小学生同时入校，年龄不同，但同为初一学生，一起就有40个班，虽然高中生源不足，只有4个班，总起来也有44个班的学生；而当时文革中和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靠边的教师，就占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上课就有些问题了？教师太少！好在复课闹革命，开头主要是把闲散在社会上的几届小学生组织起来，收收心，先上起课来，就算是复课了。新教材还没有来得及编，临时编的文革教材，英文书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一册课本，几句口号也就够了。教师不够，我们一个教师上10个班课，一周每班2课时也得上20课时，人很辛苦，工作量很大，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