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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就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的童年经历使我确信，营造快乐家园的最好办法是保证家中热闹而活跃。这并不难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当议员之前，我既忙于法律工作和竟选议员，又得尽母亲和妻子之责。当选议员后生活节奏更加紧张。家里请了一位帮工料理日常家务，但有些事我坚持自己做。无论议会何时休会，甚至是清晨，我都驱车赶回法恩伯勒为丹尼斯和家人准备早餐，也为自己拿点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后我会把两个孩子、有时还有另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几个母亲轮流负责送孩子上学。随后我一般出去买点东西，再驱车45分钟赶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下午2点30分开会。

尽管须经常从事选区工作，周未还是有机会整理家务，并像在格兰瑟姆时那样做许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几个月里丹尼斯、我和孩子们就在花园里干活，孩子们边干边玩。但在橄榄球季的每个周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观看球赛，这是自我们结婚之初就定下的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安排。有时，当他去给一场重要的比赛做裁判时，我也一同前往，不过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绝非赞美裁判的话打扰，英国观众喜欢对裁判的做法品头论足。每星期天，我们带两个孩子参加法恩伯勒教区教堂的家庭仪式。丹尼斯信圣公会教，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们会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当地的教堂属低教会派，这使得身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我比较容易转变。不管怎么说，就像约翰·威斯利至死都称自己为英国国教教徒一样，我也没觉得自己跨越了什么大的神学分水岭。

周未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价的强身怡神的补品。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自己去斯克格尼斯度假时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我的结论是，对小孩子们来说，最好的莫过于铁桶、铁锨和大量的活动。因此我们曾在萨塞克斯海边紧靠海滩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周围总能见到其他有小孩的家庭。后来我们定期去怀特岛上西维的一家家庭旅馆或在村里租个公寓。乘渡轮过索伦特海峡对孩子们就像一次历险，　和所有孪生子女一样，　他们总爱互相嬉闹比试。去海边的路上要经过一处叫“四个马克”的地方，我总也回答不了马克关于这四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同样也没能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答复卡罗尔，她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应该有个叫“四个卡罗尔”的地名。马克不甘示弱，指出圣诞颂歌并没有一个男性的称呼，这同样不公平。

1960年我们计划带孩子们出国到布列培尼去度夏季假日。但临出发前马克出了水痘，旅行只得取消，这令每个人失望。为了弥补，我们决定圣诞节去瑞士的伦策海德滑雪，这可是更加冒险的事。我们以前谁也没滑过雪，所以先参加了斯隆广场的一个滑雪俱乐部，并在出发前在利里怀茨上了一堂滑雪课。那次度假真是太妙了，以后我们每年都去那儿并都住同一个旅馆。我喜欢那儿的景致和运动，而且后来越来越爱吃那儿的热巧克力和点心。

家庭生活中，人们既能享受快乐，又得承受痛苦，这话虽然显得有点陈词滥调，但对每个人却都是千真万确的。身后有个家庭作依靠会使从政者感到有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家人受到的折磨会使人感情受伤害。我总为马克担心，他似乎容易受到一切细菌的感染，某年冬天他在伦策海德还得了肺炎。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我只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那是我生活中最糟的一段时间。以后的几周内我花很多时间陪他，却又担心卡罗尔会感到被冷落了。于是我给她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玩具熊，给它取名为亨弗里。不管卡罗尔如何看待这位新朋友，我却变得离不开它了，甚至把它带到了唐宁街。不过后来它那脏兮兮的样子令我不快，我把它洗了洗，它却因此可怜得四分五裂了。“亨弗里竟只能如此短暂地辉煌”。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更操心他的孩子，是他们在跟前时呢，还是当他们远离自己时。我要求两个孩子在年幼时呆在家里，后来我还是同意让他们进了住宿学校，1961年马克上学的那所附近的小学要关闭了，丹尼斯说服我让他去贝尔蒙特预科学校，至少贝尔蒙特就在芬奇利旁边，我可以常带他出来吃午饭。我也知道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离得并不太远。当然，卡罗尔也不甘被冷落，她决定也要上住宿学校，两年后她如愿以偿。他们走后家里显得空荡荡的。

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又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1960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失去了母亲。她一直是全家稳定的基石。她操持家务，需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