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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记，1972年春至1974年2月间，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数有影响的评论家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美国的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致类似的方针，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时有些勇敢的、有远见的批评家的意见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尽管我的保留意见日益增多，但在这一阶段，我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有些人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尽管特德恐怕从来没有）。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我才很好地，伊诺克·鲍威尔以及其他少数勇敢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为什么对于政府政策接连不断的180度大转弯提出抗议。他们声称：“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践踏在泥海里的原则捡起来的话，你寻找的对象不应当是那些践踏原则的人。　”　但是，伊诺克错了。用拉迪亚德·基普林的话说，基思·约瑟夫和我“有着数不完的教训”：

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

正如一个讲求

实际的民族应当做的那样；

我们有无数的教训；

这些教训将对我们稗益无穷。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后来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对早期失败的认识。希思政府特别使我们了解到，保守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比工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后果更加惨重。集体主义，如果没有平等主义的理想主义气味来弥补的话，是一种丝毫没有吸引力的信条。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已经简单阐述了一些背景。尽管我们由于塞尔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称誉，但对我们的政策的思考远远不像表面看来那么透彻。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对通货膨胀以及工资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理论。由于没有这种理论，我们陷入了盲目，认为通货膨胀是提高工资和工会权力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被无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价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这一特点，我对人经常没有耐心。但我知道——当然，部分是由于看到了在特德领导下所发生的事情——从广义来说，要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导致长远变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坚持执行不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只着眼于制定一种机制而不是制定一项计划的话，就特别需要耐心。1970年特德领导下的政府和1979年我所领导的政府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执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变方向对战略的信誉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特德政府上台执政，一方面可以为保守党政府过去坚持的原则和一贯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包括大量的‘180度大转弯’的怪事。1970年特德介绍竞选宣言时所说的话又回过头来缠绕他了：

一旦一项决定已经作出，一项政策已经制定，那么首相和他的同僚们就应当有勇气坚决地执行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断后退和修补对英国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看，从在政府中日常的体验来看，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要从事情本身中去寻找，从困扰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反应中去寻找。我们过去以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来面临这些问题。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我们逐渐被风吹得偏离了航道，直到在绝望中挣扎，我们撕毁了地图，扔掉了罗盘，在新的旗帜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换，他仍然坚信他的航行，重新启程驶向未知的、暗礁密布的海域。

动荡来得很炔。由于全国码头工人罢工的困扰，政府上台几个星期就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成立了调查法庭，以寻找一种代价高昂的解决办法。虽然在两周内罢工解决了，但这是否是一次胜利，也很难说。

下个月的危机是国际性的。9月6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阵线的恐怖主义分手劫持了4架飞机（没有一架是英国的），并要求这些飞机飞往约旦。其中3架飞机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从以色列飞往伦敦的飞机，劫持者被保安人员制服了。幸存的劫持者莱拉·哈利德在希思罗机场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要求释放她。正当内阁于9月9日星期三开会之前，他们劫持了一架英国飞机以施加更大压力。当我们开会时，该飞机正在飞往贝鲁特。有人向内阁说明，我们已经默认了美国的建议，释放莱拉·哈利德以换取释放人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在进行交涉的同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次。在此期间，约旦本身陷入了在国内进行的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