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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尔为下院领袖。杰弗里·豪，一个天生的经济自由派，进入了内阁，得到了管理物价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传说还曾考虑派我担任这个职务，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只能感谢没有派我干这个差事。

越来越多的后座议员认为，新政策是一个走得大远的180度大转弯。当伊诺克·鲍威尔在下院问首相是否发疯了时，在公开场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许多人私下里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坚决反对我们政策的人，像尼克·里德利、约克·布鲁斯一格尔丹和约翰·比芬等被选为重要的后座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爱德华·杜坎，党内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成为保守党后座议员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

由于第一阶段冻结结束了，我们设计了第二阶段。这就是将工资和物价冻结延长到1973年4月底；1973年5月以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工人可企望每周提高一英镑的工资，但不超过4％，总共全年工资提高不超过250英镑——这是为照顾低收入者而设计的方案。为实施这项政策成立了一个工资委员会和一个物价委员会。

我们的后座批评家们比大多数评论员更有见地。这些评论者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工会的不负责任行为的明智和务实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里，似乎这些评论贝们是正确的。3月底，煤气工人对此政策的挑战被击败。矿工，正如在他们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资以后我们所希望和期望的，4月5日投票拒绝了一次罢工（违反他们的执委会的建议）。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急剧下降。失业人数是1970年以来最低的。一般说来，政府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体主义的新帽子，比他戴着用塞尔斯登乔装起来的帽子时明显地高兴多了。

我们的思想感情应当是很不同的，1972年3月的通货再膨胀预算，以及它所代表着的放松银根的财务政策的影响，如今已经很明显了。财政部至少已为大大超过5％经济增长率开始优虑，显然这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货币供应量，如以货币供应量之三（M2）（广义货币）来计量，增长得太快——尽管政府主张的货币供应量之一（M1）（较狭义货币）增长的不那么快。1973年3月的预算对冷却过热的经济毫无作用，而且由于需要降低物价和其他费用以便支持“反通货膨胀政策”而变得极为不正常。人们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价与收入政策称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在5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开支。但这太少了，也太晚了。尽管197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已有上升，最低借贷利率仍不断下降并实行了一种临时性的抵押贷款补贴。首相也发出命令，作好对抵押贷款利率进行法定控制的准备，如果在补贴取消后建筑协会还不能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话。这些异想天开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使我们没有感到需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货币供应松驰的问题。只是到了7月时，最低借贷利率才提高，先是从7。5％提高到9％，然后提高到11。5％。在1973年6月的民意测验中，我们竟然自1970年以来第一次领先于工党，但在7月的补选中自由党从我们手中夺去了埃里和里彭选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报应。

1973年夏天，特德与英国职工大会举行了更多的谈判，寻求对第三阶段的一致意见。具体工作由一个以特德为首的大臣小组来进行，我们其他人对情况了解甚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在密切注视着矿工可能发生的问题。我想，像我的大多数同僚一样，我认为他们的非分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不会回来再提更多要求了。

可是，我希望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重视增加煤炭储备问题，以防发生另外一次矿工罢工的可能性，无论这次罢工是多么遥远。矿工或者应被安抚，或者应被击败。然而，尽管政府善于打专家治国的官腔，却极为缺乏战略意识。特德明显地认为不必具有战略意识。因为，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与乔·戈尔姆莱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见，　他认为已经找到了收买矿工的方案——为“社交活动时间加班”额外付酬。但这种办法失算了。矿工的要求在第三阶段内不可能得到满足。

内阁于10月份按时批准了第三阶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非常复杂，它代表了希思政府集体主义的顶峰——如果这个措辞是正确的话。工资的增加幅度限于每周2。25英镑或7％，工资提高按年计算最多不得超过350英镑。关于倒班工人的“社会活动时间加班”付酬的规定是复杂的，而且为关于生产率的协议和妇女合同工付酬的措施额外支付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