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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看，我必须相信，有些人正在为收买矿工准备条件。

当2月5日星期二我们得知，参加全国矿工工会投票的81％的选票支持罢工时，大选是肯定要进行了。对举行大选的推测达到狂热程度，势在必行。两天以后，当特德在内阁告诉我们他决犀举行大选时，我想我们没有人感到吃惊。大选将于2月28日星期四举行，也就是说要尽快举行。威利正式建议将矿工的要求提到工资委员会去进行比照工资级差的研究。他婉转他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在大选时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们获胜，你们将如何解决矿工问题”时，我们有话可说。然后内阁作出同意威利提议的重大决定。

由于大选的紧急性质，我甚至连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拟定都没有参加，宣言在几天之内就发表了。尽管陈述了成绩，但新东西很少。无论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题是清楚而鲜明的；在危机时期需要一个坚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诺是修改社会保障制度，为罢工者的家属付社会保障金。除了通货膨胀和工会权力问题外，11％的抵押贷款利率为我们制造了政治上的困难。自然，人们问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竞选过程中出席了罗宾·戴主持的“选举访谈”电视节目，问的也是这类问题。但是，在回答一个提问时，我强烈地表达了我对联合政府的观点：如果设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聪明的人组成的，这些最聪明的人对于要做的工作会有一致的看法。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你可以让两个专家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他们两人事实上不会有一致的解决办法……在联合政府中，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这一段话与大选后期的保守党有着联系。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一方面在设法恢复元气，一方面在寻找重新掌权的办法，因此他们被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还要补充，如果你没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信念，“全国团结政府”就对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还算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获胜。那些由于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而疏远了保守党的支持者们，开始转向我们。实际上，过去他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而感到沮丧，因为，现在他们看到我们已经决定对工会的好斗性进行挑战，他们下定决心支持我们。哈罗德·威尔逊在与工会签订的“社会契约”中陈述了工党的方针。那些渴望过安静生活的人可望被这一做法所诱惑。但我感到，如果我们能坚持由“谁来统治”？这句话所概括的中心问题，我们会赢得这场辩论，从而赢得大选。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具体地感觉到胜利在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电台广播了泄露出来的工资委员会的证词，声称在第三阶段矿工的工资本来可以提高，意思是说整个大选都是不必要的。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政府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因为确有失误，政府的否认吞吞吐吐，没有说服力。我们被错综复杂的工资政策套住了，最后被它扼死。从这时起我们走上了无情的下坡路。

两天以后，伊诺克·鲍威尔劝人们投工党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采取这种立场的逻缉：加入共同市场使英国废除了主权，因此，首要的政治问题是恢复主权。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惊。他是在宣布举行大选的当天才宣布他不再竞选沃尔沃漠普顿的议员席位的，随即在竞选运动结束时投下这颗炸弹——劝人们投工党的票。我认为，用这种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选区工作人员是无情无义的。我想，伊诺克在1974年2月的决定，像他过去在1970年的干预性发言一样，影响非常大。

接着，3天以后又有另一次打击。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坎贝尔·阿达姆逊公开号召废除劳资关系法。这是英国工业领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参战前虚张声势，但又缺乏战斗的胆量。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干预主义政策很难鼓励英国商人和经理们为了自由承担风险和责任。

部分地由于这些事态的发生，但无疑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为期3周的竞选运动中只集中于一个问题，这种做法肯定是难以奏效的。我们的竞选活动失去了势头。我仍然在想，我们也许可能获胜，但我意识到我们竞选的热情降低了，我们的目标混乱了。我也从民意测验和我的选区的反应中了解到，自由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乐观已经变为不安。

当我从芬奇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听说那天早晨很多选民令人吃惊地参加投票时，我的情绪就更加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