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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 292 1,527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107 845
远程轰炸机 155 135
来源:《军事均势》,1976—1977年,第75页。
实际上,由于苏联人生产了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核潜艇并开始集中部署对准西欧的SS20核导弹,情况将会是更加恶化。
这些事实与数字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对此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却太少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低估这个危险吗?我曾经密切注意乔治·基根少将所作的关于苏联对带电粒子射束研究情况的报道,他最近从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一职引退。该射束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可以提供远为有效的防御,因而可能提供一种技术使防务概念彻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这种威胁,只是在里根总统发起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时,人们才确切了解这些危险并采取了削弱苏联优势的行动。然而,早在1977年3月,《航空周和空间技术》杂志就发表了基根将军关于苏联全面威胁的范围的言论。他论证说,美国人一贯低估苏联军事实力和备战的规模,得出了灾难性的结论,“苏联今天在发动、进行一场全球性冲突并从中生存下来的能力远比美国及其盟国大得多。直到两年后发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数西方政治家才开始用这种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
当我于1977年9月再次访问美国时,卡特政府还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乐趣。卡特总统带给白宫一种新的不拘礼仪的看来符合时代气氛的作风。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这主要归因于华盛顿对外来人的不满。他拥有他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卓越的助手,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当时还不明显。
当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我曾于5月间在伦敦会见过他。尽管我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怀疑日益增长但我还是喜欢他并期待与他再次见面。我们在白宫讨论问题时,总统极想为他最近提出的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进行说明和辩解。虽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细节并且是个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但是我没有被说服。由于我确信可靠的核威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知道核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成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随声附和这项政策。
同样地,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我无法同意卡特总统或者说还包括赛勒斯·万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所偏爱的解决方针。美国人坚持认为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队应予解散。但我知道这对白种人——他们仍然享有对“武装斗争”的军事优势——来说如果没有某种真正的和平保证是永远也不会接受的。美国人还玩弄着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主张,这在我看来是同样地判断失当,因为考虑到如果他们想要说服伊恩。史密斯实行妥协的话,他们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做将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新大使彼得·杰伊是卡拉汉的女婿。当这项任命宣布时曾经有人大声指责裙带关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并钦佩彼得·杰伊的。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了解会使他成为影子内阁的一位受欢迎的吸收对象。虽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对英美商会发表讲话的引言部分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喜悦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议在前一年的工党年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该讲话中这位工党首相说: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段没有特点而又稳妥的话正是由彼得·杰伊起草的。
事实上,我在美国期间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况是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之间的一次公开分歧。他们对关于格伦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勋爵的报告以及对什么是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从铁托元帅在1948年同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