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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进行的访问的复杂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险性。

我于1976年1月7日星期三抵达开罗，当天晚上就和萨达特总统与夫人共进晚餐。仅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在伦敦曾进行过首次简短的会见。晚餐前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我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和直率的个性，对西方世界的实力关系有很好的理解。萨达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戏，摆平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戏剧性地驱逐了苏联顾问后，他在1973年战争期间获得过苏联的支持，但是现在再一次倾向于指望美国。就在我进行访问的两个月之后，埃及正式取消了它19——71年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声称对埃及的经济状况还算感到满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期望，即作为财政中心的贝鲁特遭到摧毁，这也许对开罗间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湾国家的帮助。但是我认为，总统对支付战争费用所花的那笔本可用作埃及和平发展的钱表示哀叹一事意义重大。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十分疲乏”，我想这话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状况。他觉得他同福特总统的关系很好，这也许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转变方向。确实，他给人的印象是，埃及将会保持中立，除非被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与叙利亚竞争关系的迹象。他对我说那个国家在黎巴嫩内战中向交战双方都提供武器，并又补充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萨达特是个难对付的人，敢于大胆行事，他正在考虑使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然而，我无法预见这个变化将会是多么巨大。不到两年，他去耶路撒冷进行了他的历史性访问，这导致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间的观光游览既是一种外交需要，也是一种愉快享受。但即使这样也包含着风险。攀登了切奥普斯太金字塔后，我走了下来，还有些气喘吁吁，这时我发现有一小群摄影师、新闻记者和官员站在一匹骆驼旁边。赶骆驼人的名字是易卜拉欣，那骆驼则叫“杰克·赫尔伯特”，也许是由一名英国兵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人欢迎的饶舌的英国喜剧演员的名字这样给它命名的。看起来这是一头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访时骑过它。似乎每个人都以为我会跟着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恐怕不只是骑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骆驼背上不动。我坚决地拒绝了。易卜拉欣声称他感到很不高兴。既然亚历克爵士能骑上杰克·赫尔伯特，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不能骑呢？我看到赶骆驼人的眼神。就建议为了没有骑骆驼而付给他加倍的费用，这也许能使我们双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愿地同意了。因而英国报纸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萨达特总统欢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种不太尊严的姿态。

星期五下午我飞到大马士革，阿萨德总统刚刚庆祝了使他掌权的军事政变5周年，采用的办法是在大马士革明智地空投礼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和军队的薪金。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首脑从来没有任职两、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证实幸存下来。阿萨德是拉维特少数民族的成员，主持着一个包括多种宗教、种族和政治组织人士的政府，表现出他具有获得和保持政权的高度政治灵巧性。他的复兴党本身是一个来源于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成份的奇特的混合体，是在“一个赋有永恒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号下于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阿萨德已经把激进主义、实用主义和冷酷无情这个特殊的混合体发展成为一种精巧艺术。在中东激烈的、动荡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这种艺术。他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反对西方的领导人，他不只是要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中的许多困难负责，而且也要对策划破坏黎巴嫩一事负责。西方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幸已持续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并把他排斥在谈判之外。但是由于他屈从于苏联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西方就很容易对他采取上述做法。

叙利亚是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罗马尼亚式的窃听在我所居住的官方宾馆中显然是蔚然成风。在我们抵达时，戈登·里斯和我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发现他的浴室中没有毛巾，就来敲我的房门要求借用一抉。我刚走去拿毛巾，一名女仆就勿忙跑来把毛巾拿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人会发现他们客人的私下谈话更有意思。叙利亚人没有预先通知就邀请我第二天去参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秘密会见。我不打算同意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正式会见他们，更不用说是秘密会见，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