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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往往在千人以上。哲学所的梁志学先生讲“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地点居然安排在中国天文馆，人民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系列讲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场场爆满。我记得，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讲“逻辑实证主义”，北京大学熊伟教授讲“存在主义”，我参加了。江教授说广东话，人们听不懂，但至少有好几百人坚持坐到底。熊教授是海德格尔的亲传弟子，所以吸引的人非常多，但他显然心有余悸、言不由衷，说什么“现在年轻人穿小管裤，梳飞机头，就是受了存在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这使我极其失望。

1986年年初，刚从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的G找到我说，打算把我们这些朋友联络起来，成立一个在社会上从事学术活动的团体。我一开始觉得行不通，一是对我们的水平、能力不自信，二是在此之前已经成立了不少这样的团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学术实力雄厚，在社会上活动很有能量和办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我担心我们这么晚才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G坚持说服我，很快就把我说动了，而且，我们越分析形势就越是感到乐观和前景光明。“中国文化书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国学学者，鉴于近30年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打压，国学一片凋零，他们的复兴活动属于恢复正常，取得成功当属自然，而且，他们搞中学，我们搞西学，不存在发展空间的竞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势头很好，能量很大，核心力量是自然科学院的学者，兴趣在于吸收当代科学中的最新成果和方法来构建一套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不知为什么，这些以西学见长的学者竟然对20世纪西方主流的人文学术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广阔的天地至今还无人问津。我们这批朋友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为主，专攻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引荐这些学术思想到中国来，正是发挥我们的长处。

我们还分析说，现在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一些团体和个人，总想马上提出一整套理论，想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他们完全没有顾及中国学术思想大大落后的事实，弄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过眼云烟。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有自己的规律，欲速则不达，现在刚开始复苏，在几十年之内，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了解情况、积累资料。G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慢为快，在20年到50年之内，集中力量搞翻译，力争5年赶上苏联，10年赶上日本，他指的是翻译出版现代思想家的全集。这个想法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得到系统阐发，其中引证梁启超的话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因为这个宗旨和追求，我们的小团体叫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其工作包括4个方面，主打是“学术文库”，这体现了本编委会的品牌，然后还有“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一套期刊性的论丛。

编委会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其宗旨和方向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十分投合，大有“开风气之先”的声势。成立之后大约只有短短一年多，在国内和海外就相当有名声，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有力倡导团体，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外界的评价是相当得意的。

我只来得及参与编委会的前期工作，就于1986年9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达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直到1988年夏天归国。

我回到北京，立即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学中，已经有人成为名人，编委会的声势和气派与我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我记得在我临走之前，朋友们聚集在我那库房式的、暗无天日的小房间中商量成立编委会的事，我家连凳子都不够，我一直坐在门槛上，中午煮了好几锅挂面招待大家。回北京后，编委会设盛宴为我接风，以后商量编务，常常进饭店。我一时非常不习惯，给一位回贵州探亲的朋友写信说：“归来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时还用欢迎我的名义，真想有‘罢宴’之举，又恐被嘲笑为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罢。”其实，与9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吃喝风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和以前清贫的学生生活比，则是有些奢侈浪费了。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5）

编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出版社给了一些编辑活动经费。不过和另外两个山头相比，我们只能说是穷光蛋。为了得到一些经济效益，更是为了传播新知识和扩大影响，编委会在北京办了一个讲习班，在全国招生。第一讲由我们的主编上阵，我记得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