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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5）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案所牵。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