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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本想以后寻个机会向鲁迅请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据地，没有机会再次拜会鲁迅先生了，成为他的一大遗憾。1936年10月，正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陈云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他便以“史平”为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深晚》，缅怀了与鲁迅一面之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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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胡风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进入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回到上海。回国后就参加左联的活动，与鲁迅相处得很密切。

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将他们的小说初稿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鲁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篇序，并让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篇序。胡风读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动手写序时发现小说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的内容取名《生死场》。在小说出版前萧红发现鲁迅给萧军写了序，就要求鲁迅也给她的小说作篇序，鲁迅便亲自作了序，并将胡风的序作为后记。

1937年9月胡风筹办抗战刊物《抗战文艺》，当时胡风向文友们约稿并征求意见，萧红则直截了当地建议改成《七月》，以纪念七月发生的“七七事变”。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七月诗派”。

1938年5月萧红带着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胡风私下对萧红说：“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兴。不知你冷静地考虑过没有？”这句话伤了萧红的自尊心，开始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底重庆大轰炸后，萧红的肺病开始加重。萧红提出前往香港治疗。胡风不知原委，以为他们是逃离重庆，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端木与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端木与萧红得知后非常不满，随即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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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前嫌携手战斗：鲁迅与冯乃超

冯乃超；祖籍广东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的活动，成为该社出版部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毅然回国，成为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于1928年初创办《文化批判》，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只是他们在日本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回国后面对革命的低潮，他们不是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对敌，而是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视为攻击的靶子，因此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等进步力量。首先发难的是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章攻击鲁迅是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怀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邨等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贬低鲁迅等进步文学的浪潮。面对这伙年轻人的发难，鲁迅先后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予以反驳，并阐述了对革命文学的见解。文学史上称这次论战为“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战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冯乃超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主动拜访鲁迅，平息了前嫌。鲁迅认为这次论争是“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可见鲁迅始终是将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当作统一战线的伙伴的。

鲁迅与冯乃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冬，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建立左翼作家组织，由鲁迅来领导。冯乃超在柔石陪同下，到*里拜会了鲁迅。就建立作家组织问题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迅对建立左翼作家组织表示了赞同。1930年2月16日，鲁迅、冯雪峰、柔石与冯乃超、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咖啡馆会晤。这次会晤具体地商讨了成立“左联”的事项，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和团结国内左翼作家的筹备委员会”，推举冯乃超和冯雪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这个《联盟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到*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联盟纲领》的意见。鲁迅对这个《联盟纲领》表示同意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同时冯乃超还与鲁迅商讨了“左联”的领导机构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阀阅能当问题。在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联盟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鲁迅、冯乃超都被选为常务委员，冯乃超还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鲁迅和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