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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